近日，曾为邓小平保健医生的傅志义发表文章，记述了晚年邓小平的生活状况。 每天工作“两小时”
我给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的是，尽管他年事已高，又历经坎坷，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
每天早晨8时，小平同志醒来就按响电铃，护士进去给他测量血压。洗漱后，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喝杯牛奶，吃根油条。接着边喝浓茶边批阅文件。他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泡开后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他喜欢喝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小平同志的办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时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便乘车外出；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打打桥牌，活跃活跃脑子。
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小平同志，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小平同志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小时。”华莱士听后，颇为吃惊。其实，他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只坐在办公桌前这两个小时。据统计，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追悼会7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会见党外朋友21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5次。还有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等等。如果把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话，对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有规律的生活
他生活很有规律，早餐8时30分，午饭12时，晚饭6时30分，几十年不变。他吃饭从不挑东拣西，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肴：回锅肉、扣肉、粉蒸肉、砣砣肉等，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他有个家规——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饭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下面条吃。小平同志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不会吃剩饭的是呱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小平同志健康的身体得益于运动。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总要抽时间，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十多分钟。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缘约140米，每天他固定走18圈，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他还爱好游泳，在大连、秦皇岛等海边城市疗养时，几乎天天都要下海一游。天再冷，浪再大，乐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也要下海。我们工作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进行劝阻。他笑着说：“你们不懂，水里暖和，雨天游泳更舒服。”他喜欢采用蛙泳姿式，头从来不潜入水中。岸上有人专门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便摇小红旗通知他“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小平同志说：“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过去，小平同志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年龄大了后，他就洗热水澡。在家也好，外出视察也罢，习惯于星期六午休洗一个热水澡。我们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这样做，对老年人干燥的皮肤能起到养护作用。
小平同志特别喜欢足球。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劳动之余，最吸引他的就是足球，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50年代，他是足球场上的常客。“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他主持中央工作后，1985年挥毫题词：“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必须从娃娃抓起！”他到晚年对足球的兴致仍不减，每逢电视中有重要的足球赛事，他都要观看，对于一些特别的比赛场次，还要求临时调整一下生活安排，甚至暂时停下一些活动，集中精力观看比赛。
吸烟与健康
抽烟，是小平同志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我作为保健医生，当然知道抽烟有害无益，他这样有着多年烟龄的“老枪”，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肌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当时在抽烟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烟，会见外宾或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烟。有时，我见他一边跟外宾谈话，一边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在手里转来转去欲吸又止，最后还是又放下了。后来，他竟彻底戒了烟，时间是1989年后。
小平同志每天进晚餐时，都要饮两小杯用纯中药浸的补酒———长寿长乐补酒。这种补酒，对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据我观察，小平同志健康的秘诀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规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配得很合理，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二是心态平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三是富有天真心，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趣多多。
小平同志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真可谓儿孙满堂。每天晚饭，一大家人相聚，分坐两桌，子女们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很有一点“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小平同志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民主融洽的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小平“遇险”
1982年春节过后，我们随小平同志从广州乘专列回北京。一天上午，他在专列的会客厅聚精会神地看书，我则坐在一旁随意地翻阅画册，当专列经过武汉长江大桥中段时，突然发出了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我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迅速冲过去保护小平同志。我见他身后左上方相距不到一米远的一块玻璃被砸了个大洞，幸亏车窗是双层玻璃，里面的一层没有破。警卫处处长张宝忠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而小平同志却处惊不乱，只是抬头向身后瞟了眼，又没事似的继续看书。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没有发现“间谍活动”，仅仅是一次意外。
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新闻媒体谎报首长身体状况的消息。有一年夏季，我们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卫处长张宝忠拿来一张报纸给首长看，上面刊登着外国记者捏造的“邓小平遇刺，被贴身保镖护救，保镖已身亡”的消息，而张宝忠就是这条消息中所说的“保镖”。小平同志看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我不知道首长在想些什么。后来小平同志才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以后小平同志会见客人时，谈起新闻媒体又有两次谣传：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到：“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是1990年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总统时提到：“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我很高兴你见的是一个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