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

    核心提示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付出了很大代价，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据悉，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来，我国已经少生了数亿人。

　　目前，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接受挑战。最近，舆论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松动，而且不久将会大幅度调整，这让不少人心存困惑。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近日，央视《新闻会客厅》采访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张维庆称，“我国的生育政策要稳定”。三十年少生六亿人

　　记者：张主任，先问一个直白的问题，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张维庆：截止到2003年年底，有129600万。

　　记者：假如我们之前没有计划生育这个政策，今天中国估计会有多少人口？

　　张维庆：从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为计划生育少生了三亿多人口；还有教育发展、文化提高、生活改善和经济社会进步的因素，也少生了很多人；这两部分加起来大概六亿多。

　　记者：几十年过去了，张主任怎么评价计划生育取得的成绩？

　　张维庆：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中国人口在生产类型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由过去的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转变到今天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中国的综合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8,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我们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走完了发达国家70年、80年甚至一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应该说这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伟大成就。

　　记者：我们用了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人家在很长时间里完成的转变，是不是这意味着会带来一些影响和后遗症？

　　张维庆：这方面的影响，当然不完全是生育政策的影响，但其中也有它的一部分因素。现在的新情况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

　　记者：我曾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说到2030年我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将是60岁以上。

　　张维庆：老龄化的问题，首先是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的问题，现在60多岁的人，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他们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这种老年人群是我们生活改善，预计生命延长而造成的。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的加快就与我们执行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这也算客观事实，这算一个问题。第二是就业人口的问题。中国现在采取严格的生育政策，少生了三亿多人，人口总量还在持续增长，接近16亿才可能实现零增长，劳动力还要再增加，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这种就业压力的巨大，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是人口基数过大，人口惯性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现在改成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计划生育是不得已

　　记者：我们经常面对别人的询问，计划生育政策是不是侵犯人权？

　　张维庆：我先要说一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人口众多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有限的土地，有限的资源，庞大的人口，在这么一个国家里，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达到像发达国家、中等国家的水平，怎么办？不控制人口能行吗？我们对生育数量做出必要的限制，恰恰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人权，使他们生存、发展、健康、文明、幸福。第二，我们中国83％的避孕率，有结扎的，有上环的，有服药的，有使用安全套的，各种避孕措施，占到80％多，你说这80％多人你怎么强迫他？这能强迫他实行计划生育吗？

　　政策并非“一胎化”

　　记者：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这么多年，有没有产生一些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负面影响？

　　张维庆：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说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

　　记者：基本上都还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之内？

　　张维庆：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这部分人全国大概有30多万左右，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困难和问题。最近湖南有一个同志，他17岁的孩子得了骨癌，他花了16万块钱没有治好，这个孩子最后死去了，他非常悲痛，经济上又面临着沉重负担，他就给我写信：“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可是我孩子就这样去世了，那么我现在面临的困境谁来管？”

　　记者：您是怎么解决的？

　　张维庆：我就和湖南省计生委商量，请他们出面去慰问，看看他还有没有生育能力，如果有生育能力，最好再让他生一个；如果生育有困难，能不能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再生一个；如果实在不能再生，抱养行不行。但如果他不愿意抱养，怎么解决他的晚年生活，这就是我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关心，不关心就是我们政府的失职。有的政府，像重庆市人民政府已经把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的困难纳入到奖励辅助制度里头，一次性地解决，这种解决应该是彻底的。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把它完全归罪于我们的政策，说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就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实际上我们的政策不是一孩政策，我们是多种形式的人口政策。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在农村就更是这样，“一个半”的政策，生了一个女孩子的还可以再生第二个；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生两个的，有生三个的，甚至有的地方生四个；在西藏，80％的农牧区就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所以中国的生育政策不是一孩政策。

　　记者：但给大家的感觉还是很严格，有“只生一个孩子好”这样的标语。

　　张维庆：这是过去我们一个时期的宣传，加上西方媒体的炒作，把我们简单叫做一胎化，这是不公正的。

　　特殊人群可以微调

　　记者：大家更为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政策会放开吗？

　　张维庆：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们的生育政策要稳定。

　　记者：稳定的意思是什么？张维庆：就是现在不变。

　　记者：为什么不变？上海在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当中就做出了一些再生育的改动，提到可以有一些二胎方面的政策。

　　张维庆：不仅是上海，少数省份也进行了微调。我们讲的大政策的稳定就是，主流人群的政策要稳定，特殊人群的政策可以微调。

　　记者：上海是属于什么特殊人群？

　　张维庆：上海已经连续11年人口负增长，他们对自己的政策做出适度的微调，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70年代初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到80年代初，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国家又调整了生育政策，那次调整就是我们现在定下来的这个生育政策，从那次调整以后到现在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稳定中也有变，比如，广东原来农村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调成一个半了。这种调整是适度收紧的调整。

　　记者：您一开始就讲到，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到了低生育，低死亡率，低增长速度的新阶段，新阶段之后，政策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调整？

　　张维庆：很多人口学家的推测，真正要有效遏制人们生育意愿，就要人均收入达到三千美元，中国人均收入才一千美元，要达到三千美元，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这个阶段，生育政策必须稳定，不稳定的话，低生育水平就可能反弹。在人们的生育观念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策一波动就很容易引起生育率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