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海威／整理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阳谷县。由于人多地少，难以为生，父亲就领着我们全家到了济南，给位于大明湖边上的周公馆打冰（当时没有制冰设备，富人家便雇人在冬天里采冰，保存在地窖里，供夏天时使用）。我是1933年在济南出生的。五六岁的时候便沿街讨饭。那时我总是和一个瞎子一起乞讨，因为他会 唱歌，每到一户人家，都是由他先唱，然后就可能得到施舍。当时济南最大的企业是电灯公司，他们经常拿出一盆剩饭，在门口朝地上一撒，我们这些要饭的便一抢而空。大约是1940年冬天，济南的天气很反常，三九天仍然不结冰，我的父亲就没了工作，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这时，听说闯关东能生活下去，便开始考虑到关东去。正好日本人在济南招劳工，我们就和另一家人一起报了名。日本人把我们集中起来，每个人发了半块锅饼，用闷罐车运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码头，要我们上了船，又走了不知道多少水路，下了船再上火车，最后送到了吉林林江的一个煤窑。

　　日本人怕劳工逃跑，在我们住的四周全部拉上了电网。我们每三家住一个屋子，屋子上面露天，门窗透风，晚上睡觉时雪花时常飘到脸上。我的父亲天天下煤井挖煤，我和母亲、姐姐及两个弟弟外出要饭，要回饭来给极度劳累的父亲吃。那时，日本人对中国劳工非常残忍，煤窑上几乎天天都有死人的情况发生。维持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再也不能忍受日本人的压迫了，我父亲便联系了几家人，在一天夜里逃出了“魔窟”。

　　我们这样一个扶老携幼的逃跑队伍在东北大地上漫无边际地跑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想跑得离日本人越远越好。开始跑的时候是春天，冰雪融化后，到处是黑乎乎的泥巴，当地人俗称“跑桃花水”。大概跑了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跑到了吉林的柳河县大黄沟村。村里的好心人看到我们家人口多，孩子小，提出要收养我的弟弟，这样可以接受我们一家在村里落脚。我父亲不愿意把弟弟给人，但为了能落下脚，便表面上答应可以考虑。这样就以把弟弟给人的名义在这个村里落了脚。在这个村里，父亲帮人家做农活，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四个到处乞讨。

　　在大黄沟生活了近3年的时候，母亲患了严重的胃病，我的两个弟弟也病倒了。寒冷的冬天，父亲上山砍柴，我和姐姐出去要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年了，邻居送来了两小瓢荞麦面和酸菜，我们总算吃上了饺子。可是，就是这顿饺子，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大年三十，母亲撒手离我们而去。从那以后，年三十就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永远的痛楚。

　　母亲去世后，3岁的小弟弟只好由我来照顾。一次下雨时，小弟弟不小心掉到了河沟里，呛了两口水，回到家里就出现了水肿，并很快不治而亡。六口人剩下了四口，这里实在生存不下去了，有闯关东的老乡建议到辽宁本溪去，同时我们打听到我的一个远房姑姑也在那里。我父亲把从山东带来的惟一的一床棉被卖了点钱，领着我们来到了本溪，投奔到那位姑姑的门下。

　　姑姑家里人很多，我们两家十多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晚上父亲和我及弟弟都是睡在地上。我那时也长到10岁了，便去做童工，给人家从山下往山上背砖头。一天下来，能挣两个高粱米窝窝头，自己吃一个，拿回家给弟弟一个。11岁的时候，我进了伪满洲国日本人的一个工厂学习翻砂。在这里干了两年，吃尽了永远也说不完的苦头。13岁那年，进了中国人的大华铁工厂工作。1948年大年三十那天，父亲做了点糖葫芦，让我和弟弟出去卖，傍晚回家时，遇到国民党的部队内讧，对峙的双方剑拔弩张。我急忙拽着弟弟的手快走，谁知就在这时，枪声响起，我回头一看，弟弟的脑袋都被枪打没了。又是一个年三十，我的又一个亲人离去了。我的父亲当时就疯了。此后，靠着我捡拾煤球维持生计。

　　1948年4月，我和父亲离开了国民党统治区，3天闯了四五个关卡，来到了解放区（之前姐姐已经到长白山投奔了解放军）。解放区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立即安置我们去了丹东（当时称安东），进了辽东军区兵工部兵工五厂工作。也就是从这时起，我生来第一次吃饱了饭，第一次不受欺负了，因此，在兵工厂里我拼命地工作。据说解放锦州用的炮弹等都是我们生产的。1948年底，我作为功臣代表出席了在丹东召开的庆功会。1949年9月，兵工厂转移到了吉林。1950年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国家“一五”计划实施后，我们转产生产机床。1952年12月，又把我们分散到了哈尔滨建成厂。1953年，哈尔滨市委组织部批准我入了党。此后长期工作在建成厂。1979年调到哈尔滨市总工会工作，1993年离休。

　　我的老父亲已经作古了，当年从山东闯关东的一家六口人现在只剩下了我和姐姐。六十多年来，我把母亲的骨灰一直背在身边。前几年曾想把父母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但看到家乡的土地依然紧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哈尔滨买了块墓地合葬了。但是，人年纪越大，乡情越浓，越有落叶归根的愿望。我直到现在，天天必看山东卫视的节目，尽管山东对我来说已经很陌生，但那是我的故土，是我永远的家。

    责任编辑:赵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