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峤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说过：从根本上看，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尽管我们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马凯透露，中国去年消耗 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 G DP仅相当世界的4％。他说，中国主要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消耗等，均大大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除了马凯所说，我们还可以看到，不断有报道说，在高得有点吓人的投资增长率的背后，是无效投资的不断增加，而平均资本收益率却在下降。一般来说，资本收益率是比利润增长率更重要的参考系数。但是，看了马凯的表述，是否应该这样认为，“资源利用率”，应该是比单纯的资本收益率参考范围更大的系数。如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获得的效益更是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们这种现象延续了几十年了，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也提了十几年了，但为什么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呢？

    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但为什么我们却总是背负着高消耗、低效率的恶名呢？

    体制和机制，我们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这一点上。

    有评论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指能够指导、诱使和约束人们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的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会让节约和高效使用资源的人们直接受益，而让浪费和挥霍资源的人直接受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只有能让个人获益的事情，人们才会真正自觉地去做，反之亦然。正如经济学家所作的分析：花别人的钱帮别人干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率；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只有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才会既讲节约又讲效果……

    从根本上说，对资源包括资本的高效利用，这是产权独立条件下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非单靠“思想教育”就能奏效的。观念的转变归根到底有赖于制度的转变。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仍然能获得“收益”，包括账面上的产值、政绩、“形象工程”等等也可以成为某些人、某些部门、某些集团的“收益”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有何动力要改变自己的增长方式呢？

    粗放的增长方式之所以几十年难以改变，原因不外乎有两点：一是资源的价格太便宜，因为我国的主要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因此它们的价格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由于“所有者”缺位、“寻租”等官方经济的固有弊端，这些资源的价格一般只会低估而不会高评，而“便宜”得来的东西，使用起来自然也就不大会精打细算。二是我国重要资源的主要使用者还是国有企业，由于存在体制上的先天弊端，它们对资源的利用注定就是粗放的。总而言之，我国资源利用率的低下，包括当前大部分资本收益率的低下，其根源就在于这种“计划”的惯性，在于相当严重的官方色彩。

    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公式：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程度，是与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程度成反比的。经济越自由、越市场化、越民间化，则其增长方式就会越“集约化”，对资源、资本的利用率就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惟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化，把大部分资源及其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配置，由政府来监管而不是由政府及其企业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