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茂祖籍淄博市淄川县付家乡(现划归张店),目前居住在青岛市市南区。2003年8月,退休在家的高旭茂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一个裹着黄布的小木盒,上面有工整清晰的毛笔字。这是母亲多年来一直珍藏的私有物品,即使是身为长子的高旭茂也未曾听母亲说过里面究竟是什么。
高先生和他收藏的地契
高旭茂小心翼翼地把木盒盖打开,里面弹起叠得整整齐齐略微发黄的纸张,第一张上面居然还有高旭茂自己的名字,好奇心驱使他仔细看下去,原来是祖辈积累传下来的地契,共计43份。其中有样式简单、充满人情味的民间地契,还有附带法律条文、内容相当严谨的官方地契,以及用于典当、抵押、分家等各种土地交易方式的凭证。
这43份地契记录了高家从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由5分9厘土地积累到建国后土地改革(即公元1951年)时期拥有12亩土地的历程,期间经历了数次土地收购。地契涉及曾祖、祖父、父亲、高旭茂四代人,其历史年代跨越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时间长达73年。社会变革的烙印也深深地记录在地契上,仅仅购买土地的货币就经历了白银、制币、银元、国币四种形式,而且在民国后期由于物价不稳,还出现了食物交换土地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换方式。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脉。据高旭茂回忆,他的祖上最初是农民,购买土地实属平常。而到父亲长到壮年之后,基本由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手工业者,但父亲在外务工挣来的钱却绝大多数用于购买田地,在朴实的农民眼里,土地就是一切。高家历代购买土地数量并不多,12亩土地经过十几次收购,平均下来每次购买土地也就只有几分,然而就是凭借这种小数额的购买,使高家成为“富农”。
实际上,按照1950年土地改革的标准,当时高家人均2.55亩土地,介于人均土地5.4亩的中农和人均土地1.66亩的贫农之间,所以高家在土改中只是被定义为下中农。这种成分划分也使得高家地契所记录的农村生活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一些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广泛性的依据,所以说高家是中国特定时期农民真实生活的一个典型。
把土地作为命脉的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在土地划为公有已经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高旭茂的母亲依然保留着这份早已“过期”的财富。但也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惜财心理才让我们有幸在21世纪初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那些特定时代的“传家宝”。这些地契保存完好,契约上有编号,契税凭证、各级政府、买卖中间人的印章清晰可见。这些地契基本涵盖了中国近现代民间所有的土地交易方式,把近现代农民的土地经济行为完整地展现出来,也展露了高家的经济发展史。
青岛市民俗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张淑臻研究员认为:这批地契符合国家一级文物的标准,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遗存和见证物。通过这些地契可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交易、房屋买卖的具体情况。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如此系统、完整的地契原始材料,这是研究中国土地法规变迁的重要史料。
高旭茂收藏的地契经过精细的装裱,在天后宫民俗博物馆进行了展览,每天前来观看的游客络绎不绝。采访那天,高旭茂还别有兴致地用带来的摄像机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记录。高旭茂表示:他会把这些东西完好地保存下来。现在自己退休住上了自己的房子,儿女也购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些新房产也是家族财富的延续,如有机会,他会把自己和儿子的“土地”与地契联系起来,做系统的展览。这是家族的精神文化财富,也许那些“地契”本身并不重要,但这种不屈不挠、努力创造的家族奋斗史却是很宝贵的东西,将激励自己的后人沿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奋斗下去。
撰文/本刊记者 门国锋
摄影/本刊记者 张 岩
青岛市民俗博物馆自2003年10月19日举办民俗文化藏品交流鉴赏大集,无偿为市民鉴赏藏品,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但在发现民间蕴藏大量民俗文化藏品的同时,也发现多数市民不识真伪,不懂得如何收藏和利用,至使一些珍贵的藏品得不到妥善保护,甚至破坏。为此,由青岛市文物局主办、青岛市民俗博物馆承办的古玩(陶瓷)鉴定培训班将于4月5日开课。首期聘请李知宴、胡智勇、王福民三位专家讲授陶瓷鉴赏知识。欢迎来人来电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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