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

　　４月１日，省城一家三甲医院胸外科病房。

　　“主刀１０００元，麻醉师４００元，对不？”一位农村妇女一边照顾刚刚做完食道癌手术的公公，一边向身旁的丈夫核实。“这不，手术刚做完，给了主刀２０００元”，看着儿子平安出了手术室，一位中年母亲长出一口气，擦了擦眼中的 泪水，对记者伸出两个手指。

　　一位朋友虽是通过熟人住的院、找的专家，但也不能“免俗”，“该打点还得打点，这样更周全。”病人进医院不久，全家就达成了共识。术前一天，她塞给主刀大夫１０００元，又请手术助手、麻醉师，以及术后负责换药的进修、实习医生一起吃了顿饭，这才安下心来。对于这笔额外的开销，朋友却很知足，“如果不认识人，花得还要多！”

　　“在济南，像这种（三级甲等）医院，大手术主刀送１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在北京、上海则根本不止这个数，有名的医生送５０００元都算少的！我们医院有的手术科室，病人没有不送的，最少也得５００元。”

　　采访红包问题的确是件难事，与医生交谈，大家都讳莫如深；与病人交谈，他们千叮万嘱要保守秘密；与几家大医院联系，一提要采访红包，院方提供的不是种种治理红包的规章制度，就是一位位医德高尚、拒收红包的典型，而对于一年上交的红包、处理的个案有多少等，则闪烁其辞。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承远是业界公认的“一把刀”，送红包的自然也多，他说“以前有个病人跟到我家去，非要塞给我钱，在门口我往外推他往里挤，一不小心把他的手都挤破了。”遇到实在推脱不掉的，就“把钱交住院处，记到患者押金账上。”这些年，他光退还红包的钱就达５万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铁路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孙伟说，“我们中心三个保险柜，就有一个专门用来放‘红包’！”“平时患者送的‘红包’从２００元到１万元不等，能推的都推掉了，实在推不下，就只好交给护士长统一登记，锁到保险柜里。其实，我们中心每年推掉的‘红包’要比登记的多得多！”

　　送红包也需要技巧

　　红包的演变很有意味：最初不过是一袋小米、两袋绿豆、三箱苹果，患者的用意也很纯朴，无非就是表示一下谢意。有时医生也礼尚往来，你送我一袋小米，我就给你一枝钢笔，说不定还赔本呢。后来渐渐变了味，由被动收到主动要，由羞羞答答到明目张胆，红包内容也成了赤裸裸的“硬通货”，有时为了应对查处打击，红包一变又成了购物卡、金银手饰、名贵书画等等，总之，你需要啥我就给你啥。

　　“前些年我妈妈做手术，送的是一箱青岛啤酒，前几天一朋友家人住院，送的是２００公升汽油票。现在不是以前了，你得拣人家缺的、用的送，送些没用的东西反而成了负担！打听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主刀刚买了车！”３月３０日，一位同学介绍起送红包来，很有经验。

　　“送红包，通过中间人最保险，这些年上面查得严，没关系、陌生人送，大夫一般不大敢收！”３月３１日，济南市某一大医院，神经外科病房等候室。“我母亲切除脑瘤，给了主刀１０００元，托的医院里的熟人。”一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介绍了他的情况。

　　“手术前，直接送钱人家（主刀）不收，只好花千把块钱买了件Ｔ恤，才算送下。”泰安一好友，为去年夏天儿子在省城某大医院做心外手术，费尽了周折。

　　“送红包虽然不是什么秘密，但还没公开到什么也不顾的地步，也得讲技巧。”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医生是绝不会收的，得趁医生一个人在办公室时，悄悄进去放下；或者瞅准医生去楼梯、洗手间的机会，上前搭话，直接往口袋里塞；再就是夹在报纸里“赠阅”，大家都心里明白这是啥意思。省城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大夫讲起红包技巧来，很坦然。

　　“红包最好不要只给主刀，手术助手、麻醉师、值班护士都要照顾到，即使其他人没有，也得一块请出来吃顿饭，这样他们内部关系也好处。”别人咨询他有关送红包的问题时，他总是这样善意地提醒别人。

　　红包祸水几时休

　　有的病人当面送红包，出门就骂大夫“黑”，这种现象的蔓延，不但加重了患者负担，而且毒化社会风气，损害社会公信度。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忠武对红包现象深恶痛绝，他说：“红包问题不及早解决，将会十分危险。”

　　“老百姓自然对红包不满意，但从根本上讲，它也损害了医生切身利益，损害了医生神圣的职业形象。”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许纯孝教授告诉记者，“收红包的毕竟是少数，一只耗子坏了一锅汤，让大家都跟着蒙羞！对医务工作者来说，救死扶伤是天职，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使病人得到良好治疗、减轻病人的痛苦，而不应该是病人是否送了红包。”

　　省城一家医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如果任凭红包现象泛滥，一些高水平的医生就会在金钱的驱驶下搞技术垄断，拿手活儿就不外传了，这将对医疗事业的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红包之风只可刹，不可长！”（完）（记者　王凯　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