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
东方早报记者 王进 周浩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今年开始,日本对华日元贷款(ODA)的决定额已大幅减少至967亿日元左右,减幅达到20%。
消息说,对华日元贷款额已连续3年减少,同2000年峰
值时的2144亿日元相比,贷款额已经减至一半以下。
与中国威胁论无关
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方积极评价多年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但在日本政府做出减少对华援助贷款的决定后,日本国内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解释和说法,例如中国威胁论,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和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把这些论调和日本政府的决定挂钩是中方不能接受的。
日本外务省官员不久前解释说,削减对华贷款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增强,需要援助的迫切性减弱;二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用于政府开发援助的预算总额减少。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说,过去的数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而日本经济萧条,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日本出于财政的拮据,适当改变对华经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对贷款产生心态失衡,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军费增长的警惕、对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和中国是否“领情”的争论上。
而事实上,这种同军费等问题挂钩的心态违背了70年代末日本提出无条件经援时的初衷。
对是否“领情”的问题,孔泉昨天表示,多年来,中国政府对这笔贷款的作用是积极评价的,正是有了这种优惠贷款的形式,双方才能进行许多有利的合作,也有利于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在日本自民党内,对中国援助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中日两国进入了协调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援助的迫切性减弱;二是“中国威胁论”,其中包括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个威胁,“神舟”五号上天,标志中国对外层空间控制能力提高,有助于增强其军事实力,中国的军费不断增加,对日本也是威胁。
对此,金熙德分析,在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过程中,日本内部持“中国威胁”的舆论和势力还会占上风,但过渡期不会很长,无论日本经济界还是政界,最终会走到“与中国和平共处才是正途”的思路上来。
日本消减经援蕴藏牵制中国念头?
金熙德告诉记者,日本实施经援始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
日本最新版“ODA”大纲首次明确表明对日外提供援助要考虑国家利益。特别是新大纲将援助的重点区域从“以东亚、东南亚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延伸到“包括南亚、中亚的亚洲地区”。在实施方式上,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将原来的根据受援国提出要求,改为“加强政策协商”。这是为了强化对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利用”,以利于更好地谋求日本的自身利益。
与此对应,日本对印度的贷款提高到1200亿日元,印度首次成为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对印度尼西亚的贷款也达到了1046亿日元。从1999年度开始连续4年都是日本最大贷款对象国的中国,则降到了第三位。这是继1989年度的972亿日元以来,日本对华贷款第二次跌入1000亿日元以内。
有媒体表示,日本改善与印度、印尼关系的背后蕴藏着牵制中国的念头。
金熙德则分析说,“我不认为对印和印尼增加贷款有遏止中国的意图在内,因为日本对印度的贷款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比对华经援更加久远和密切,而且印度目前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起飞不如中国,所以日本此举不能直接同遏止中国挂钩”。
其它专家也表示,对华ODA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单方面的,日本自身也是直接受益者。向中国输出日元贷款,为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多达70%的在华日资企业长年持续赢利,中日整体经贸关系得以加强。同时,依照日本政府的要求,对华ODA贷款大量应用于我国中西部的开发和环境治理,这对保护作为中国邻邦的日本的环境也发挥了作用。
所以,消减对华贷款不能随便等同于对地缘战略态势的考虑。
对华贷款终向何处去?
有趣的是,金熙德告诉记者,日本对华贷款现在面临很大的使用难题。
他说,中国民间资金日益充足,而日本对华贷款则增加了很多使用限制,比如不能用于东部基础设施建设等,“但贷款是要盈利的,要还的”,这样就造成日本对华贷款从技术上越来越难以使用。“东部基础设施,包括机场、道路、发电厂等都非常出效益,但现在用于西部扶贫、农村医疗等都基本没有效益”。
日本外务省此前表示,今年的贷款将主要用于非典等传染病的防治、和日本大学交流培养人才、购买电视器材设备、与日本共同制作节目等。
金熙德认为,随着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经济援助转移到更需要钱的发展中国家去,对华贷款减少肯定是趋势。
不过,尽管日元贷款的使用余地越来越小、中日间也时有摩擦,但以日元贷款为载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华的主要外交手段,而日本也承认,对华关系是日本仅次于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所以,对华贷款的减少幅度、范围还要取决于今后的中日关系,而且会较长时间地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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