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讯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央视论坛》近期报道了一则题为“政府请客、百姓埋单、明星发财”的新闻，经新华通讯社发布后，引起了全国各大传媒的强烈反响。时下，“公款追星”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公开现象，在其背后掩盖着“领导追星、政府埋单”的操作行为。一些地方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名，行“公款追星 、满足私愿”之实，这些“公款”直接或间接来自纳税人、来自老百姓。《北京青年报》对此类行为的定义是“变相的劫贫济富”。中国演出文化市场上沉积已久的垢病，一时间被暴晒在阳光下，经受老百姓们的质疑。

　　然而，就在人们愤然抨击这一腐败社会现象的同时，从老百姓那里“劫贫而济富”的明星，他们真的还能安安心心地当着“暴发户”吗？“公款追星”经如此强烈的社会抨击之后，他们的发财生路是否可能也就此告终呢？在公众的批驳声和目光注视下，明星们纷纷站出来表态。

　　态度一：原因不在明星

　　◆杨坤(歌手)

　　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还是需求量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应该可以控制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市场的供需关系来控制。当然，这一现象是应该遭到媒体的披露及抨击，但要从主方办找原因，而不是从明星的身上找原因。有人请我们去演出，作为艺人没有道理不参加，这是一个行业。

　　态度二：是种社会现象

　　◆胡海泉(羽泉组合成员之一)

　　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建设性的看法，这是个社会现象，不是艺人能解决的。其中由内部因素决定，可能会牵扯到税务机关、政府的职能部门、演出策划单位等等，甚至里面可能隐藏着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和一些不规范、不合常理的操作。但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它一直存在着。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提高政绩而大力推广文化演出，作为歌手我们无法控制，如果有人找我们进行演出，我们无权否定，也不能拒绝演出的机会。我不认为媒体对这种现象的披露会影响明星的形象，归根结底，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分开来看，最好大家冷静反思。

　　作为艺人我们通常会参加三类演出：一种是纯商业性演出，一种是半商演，还有一种纯公益性演出。我们也遇过这样的状况，有些演出商打着公益的旗号作商演，而艺人们不拿演出费用，或是少拿演出费用去演出，如果这些暴利被中间人拿走，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可也是艺人无法控制的。

　　态度三：大家共同解决

　　◆何静(煤矿文工团歌手)

　　对于接商业性、公益性、半商业性等演出活动，无论哪一类，组织上对我们并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但从演员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希望参加贫困地区政府举办的演出活动。

　　演出幕后的很多操作手段，作为艺人，我们无从控制。好多事情歌星是没办法知道的，有时候被人利用，艺人也是受害者。有些打着公款旗号的演出，艺人拿不到钱，却还要背上高额演出费的骂名。说到底，这是社会整个体制的问题，我想需要由大家来共同解决。

　　态度四：百姓自己决定　　　　　　　　　

　　◆王立明(歌手老狼的原经纪人)

　　张惠妹的演唱会门票贵吧，高达2000元为什么还是有人看呢？有人就是乐意！我认为，除了公益活动外，其他的演出都应遵守市场运作的规律，不能搞摊派。老百姓买票看演出，有的明星门票卖得价钱高，有的明星演门票卖得不好，演出商有决策力，老百姓自己有判断力。

　　态度五：依法纳税就行

　　◆季小姐(歌手满文军的经纪人)

　　我们一直都依法上税，至于一些演出幕后的操作手段等事情，是演员和经纪公司都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当地政府是否进行了滩派？作为艺人，出好唱片，有人请我们去演出，我们就依法纳税。其他的事情，是我工作范围不能触及的。

　　态度六：先要打击盗版

　　◆MICLE(歌手孙悦的经纪人)

　　如果艺人不参加演出，那么我们从唱片公司那里就不用挣钱了。本身唱片行业现在就不挣钱，盗版对中国唱片行业的影响实在太深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老这样下去，要打击盗版。但是现在艺人不去演出就没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态度七：应该规范操作

　　◆赵忠祥(央视主持人)

　　目前央视领导正在研究津贴的额度，初步研究的结果是前5名每月补助一万五，6到10名每月补一万。颁布重奖制度后，央视将强化规定央视正式主持人一律不准接拍广告和影视剧，更不准私自在央视以外的地方主持商演节目或栏目。央视这一制度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树立良好的央视主持人形象。

　　其实这并非央视的制度，中宣部对省级以上电视台主持人都有这样的要求，央视只是近期再次重审这一纪律罢了。我们作为央视的工作人员应当服从制约机制，演出市场同样也要有制约机制。关于《焦点访谈》的报道，我在两会期间也听到了代表们的提议。我个人理解，《焦点访谈》的报道并没有批驳商演活动，而是认为文化演出活动不能政府操作，这样不规范。应该走市场化路线，由演出商来运作，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形成的许多隐忧。(青年时报记者郭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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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请客，百姓买单，明星发财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不少地方热衷于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举办眼花缭乱的节庆活动。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是气势宏大、明星云集的文艺晚会。而为请明星大腕前来捧场助兴，举办方不惜“公款追星”，甚至“砸”进几百万、上千万元。“公款追星”现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广西：举办桃花节，数位明星来助兴

　　近期，广西某县举办了第二届“桃花节”，并花费数十万元请来几位影视明星献演助兴。据了解，这个县总人口28万，这次邀请的几位明星若按出场费60万元计算，则全县每人无偿给明星两元钱。这点钱对大牌明星自然算不了什么，但对当地仍不太富裕的农民来说，则是半瓶农药、半斤种谷、五个作业本。

　　实际上，“公款追星”并非该县所独有。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公款追星”现象尤为突出。一些贫困县搞活动也竞相请明星大腕来，一人10万元的出场费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些人士气愤地说，这些地方，要扶持贫困农民就说资金少，要支持农村教育就喊经费缺，但请明星却毫不含糊。

　　四川：小县请明星，票成任务往下摊

　　阳春三月，汽车刚驶入四川南部某县城，我们就看到黄色横幅“热烈欢迎孙悦、李湘等明星到我县演出！”尽管悬挂了半年，横幅有些褪色，但依旧传递出热闹的气息。一提到去年秋天艺术节请明星的事，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就直摆手：“算了算了，对于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请一次明星太恼火了(四川方言，意思是麻烦)，今年我们梨花节、西瓜节照办，但明星是再也不想请了。”

　　在承办“明星演唱会”的县委宣传部，我们找到了一份大红色的节目单。这位副部长的名字就印在舞台总监那一栏。他说：“我可以给你们算笔账，县里财政对演唱会只投入5万元，演唱会的成本是160万元，请明星花了70万元。门票卖了8000张左右，最贵的甲等票是280元，最便宜的80元。最后结账，县里的税收有10万元，应该说我们还是赚了钱的。”既然赚钱，为什么不愿再请明星呢？“这个嘛，这个账看咋算，你以为这些票都是个人掏腰包的吗，90%的票是县里给单位下了任务摊下去的。”

　　思考：“公款追星”养肥多少明星？

　　明星钱多是不争的事实。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当然他们拍电影、拍电视剧、接广告，通过这些方式获得了不少的收入。但据业内人士透露，无论对于小角色还是大明星，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出席公款操办的节庆活动，都使得明星赢得不少的金钱和较大的名声。业内人士透露，去年内地一线当红歌星参加商业演出的价码是每场20万元至30万元，港台一线歌星则高达80万元至120万元。去年夏天，一位香港女影星到东部某市出席一个剪彩仪式，仅露了20分钟的脸便拿走上百万元。还有一次，两位著名男影星到广西参加活动，演出当天赶到现场，一个做主持人，一个表演了一段诗朗诵，就轻松拿走13万元。

　　担忧：“公款追星”成“劫贫济富”？

　　记者采访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公款追星”实为变相“劫贫济富”，拉大了贫富差距。

　　“公款追星”的根源是什么？一些社会学家分析认为，首先是当地领导想满足自己享乐的欲望，看看自己心仪的明星，上台跟明星握握手，说说话；其次是一些领导的政绩观在作怪，他们认为花点钱，把场面搞大了，气氛热烈了，就是人气旺了，经济发展了；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地方、少数领导没有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没有深刻领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没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公款追星”、“劫贫济富”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不公，只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感。所以，对一些大型晚会、节庆活动，能不办的就不要办，能不请明星的就不请明星，把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该用的地方去。(稿件据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