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走出“非典”的阴影，亚洲大地又笼罩在禽流感的迷雾之中。作为又一场大规模瘟疫的暴发地，亚洲再一次成为世界注视的目标，再一次承受国际舆论的压力，再一次经历危机的考验和洗礼。 　　

　　无疑，禽流感并不是“亚洲病”。最早的禽流感出现在1878年的意大利，所以被称为“欧洲鸡瘟”。就在最近几年，英国、美国和荷兰都发生过禽流感疫情。我们也不需要历数英国疯牛病、美国猴痘、欧洲口蹄疫和非洲埃博拉来为亚洲禽流感开脱。瘟神对自己在世界上哪一处地方降临并没有特别的偏好。

　　历史上的瘟疫总是和人类文明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最大的几次瘟疫曾改写欧洲文明的版图。公元前430年席卷希腊的大瘟疫使雅典不再辉煌，公元二世纪发生在罗马帝国的黑死病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大战结束时发生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使美国的人均寿命下降了10年。但在当代，大规模病疫的发生往往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机遇和动力。这，也正是亚洲面对此次禽流感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努力的方向。

　　同许多疫病一样，禽流感是一种“人畜共患病”。野生动物是威胁人类的“病毒库”，人类传染病大多数来自动物传染病。人类的传染病最初始于农耕文明，因为人类从此开始了同动物的亲密接触。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因而也遭受了最多的瘟疫之难。从整体上说，今天的亚洲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一方面是高人口密度，另一方面是高动物密度。一方面是相对低下的生产方式和安全标准，另一方面是不很讲究卫生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惯。这些都不可避免为各种“人畜共生”病毒提供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空气。

　　正如“非典”给亚洲人带来心灵上的震撼一样，禽流感可能使我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进一步变革。候鸟迁徙可能的确是这次禽流感蔓延的主要原因，但是，“当街点杀”这种在发达国家早已匿迹的家禽买卖景观，今后如果不是从亚洲的大街小巷完全消失，恐怕至少不会像以往那样司空见惯了。最近，没有发生疫情的北京已经在中国率先发布了“禁宰活禽令”。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也为了维护世界的福祉，亚洲的当务之急是以果断的行动彻底阻断禽流感蔓延的通道，避免灾难性局面出现。但是，接下去的任务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可以想像，相当一段时间，亚洲鸡将遭受当年英国牛的境遇。全球化的一个内容就是标准的全球化。对于食品，绿色将成为惟一的标准色。降低被世界普遍认同的标准，就意味着放弃市场。亚洲鸡要想突破国际市场的歧视和排斥，就只能在改善在养殖方式特别是卫生防疫上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动物福利”和“动物卫生”观念深入人心，是亚洲养殖业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这道“绿色技术壁垒”的坎儿可能不尽公平，却是我们必须过的一道关。

　　同样，禽流感必然进一步提高亚洲社会的公共管理水平。如此迅速、全面地发布动物疫情，在亚洲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大的跨越。禽流感启动或促进了亚洲地区动物疫情的解密程序。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完全不能指望在信息封锁状态下处理诸如禽流感这样的社会危机了。更重要的是，信息披露程度本身，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形象和威信。发生疫情没什么可耻，但隐瞒实情就为人不齿了。因为，这不仅是对本地区人民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可喜的是，“公开、透明”已经成为传统上习惯“封闭作业”的亚洲社会的一种共识。

　　此外，禽流感当会再一次强化或催生“亚洲共同体”的概念。曼谷禽流感形势部长级会议告诉我们，“亚洲共同体”不应再存于想像，而要走向现实。如果亚洲不善于同胜利，那就把每一次共患难作为走向一体化的机遇。以动物疫情监测和防控技术共享为新的起点，亚洲应该迈出团结与合作的一大步。 （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