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跃等543位普通公民以联署公开信的形式，向有关党政部门反映了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并请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根治这些“顽疾”

　　今年1月14日，当全国人民正忙着迎接春节的时候，湖北省随州市的青年教师刘飞跃却在忙着另外一件事：他将一封征集到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等问题，并请求上述机构采取措施根治这些“顽疾”。1月26日，刘飞跃在将此公开信的电子文本稍加修改后，又重新发了一遍。

　　对于医药行业的种种“沉疴”，国人并不陌生；中央纪委研究室日前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在百姓心目中的五大“腐败重地”中，医疗领域位列第三。多年来，社会舆论对此的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但普通公民以一己之力征集数百人联署公开信，并上书国家部委，声讨药价虚高等现象，却是破天荒头一回。刘飞跃何以会想到采取这样的行动？1月28日，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相关问题作了回答。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到“征集签名”？这次征集签名的行动，是在哪些地方、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主要找的是什么人？

　　刘飞跃：看病贵，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反映老百姓对医药行业的不满，反映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对生的渴望，以我一个人的名义是缺乏可信度的。我希望众多群众的签名对政府、对社会产生影响。征集签名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我主要在随州市的一些公共场所随机找到一些人，把我起草的公开信交给他们看，解释我为什么要搞这个签名信，请他们本着自愿的原则一个一个签名。签名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他们和我都素不相识。

　　记者：你在公开信中将医患双方作了一番对比，例如：现在医生普遍多开药、瞎开药、开贵药、收红包，部分医药代表年收入超过几十万元；而一些病人则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活命许多人家徒四壁、负债累累。这些现象，你是亲身感受到的，还是通过别人的经历了解到的？

　　刘飞跃：既有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也有别人介绍的。

　　我的妻子是肺结核患者，从1995年下半年她婚后第一次发病，到1998年，我先后带她到随州市和武汉市的多家医院治疗，吃了无数的药，花了无数的钱，单是在1998年，就花去5万多元，而这5万多元，绝大部分是从亲戚朋友处借的。但她的病至今没有完全根治。在妻子看病的几年中，我们两人的工资全部用于买药，家里不仅没有一分钱积蓄，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有添置过任何新家具、新电器，而且负债累累。

　　我在陪妻子看病的过程中，就请医生吃过饭、钓过鱼，送过红包。我也亲眼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农妇哆里哆嗦递给一个内科主任30元钱，央求他为自己的儿子多费心，这位主任居然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30元钱。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真是“大小通吃”。

　　在这次征集签名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他到医院看病时就亲眼看到一个危重病人由于无法及时交押金，医院不给救治，结果死掉了；另一个人说，他有一段时间头昏，到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让他做一个脑电图，他以为是一个小检查，结果花去了近半个月的下岗津贴；还有人说，他的一个邻居，原来家境并不好，后来其姑夫当上了一家医院的院长，这位邻居也做起了药品生意，时间不久就盖了房买了车。也有许多人对我说，医生开药时总喜欢给他们开一些中药冲剂，像糖水一样，治不了病也死不了人。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1998年我妻子病重住院时，主治大夫不断给她开一种叫“氨基酸”的补药。

　　记者：为了证明药价虚高的严重程度，你在公开信中很具体地列举了一些药品的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数据是你亲自调查得来的吗？

　　刘飞跃：不是，是权威媒体公开披露的。例如，“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这组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2002年9月27日《质疑药品“最高限价”》一文；“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见于新华社2003年11月25日发表的《医药购销体制“黑洞”有多深》。

　　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公开信中提出了“修改国家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政策，降低现有药品价格”的请求。

　　药价虚高不是什么秘密。面对政府的最高限价，各地新出现的“平价药店”里某些药价降幅即使达到45%，经销商仍有6%-10%的利润。“平价药店”的出现和新闻媒介的关注，为我们揭开了最高限价的神秘面纱。

　　我们认为，药品的虚高定价，给药品回扣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导致了医药行业性腐败，从源头上造成了老百姓看病贵，看不起病。这也在客观上保护、纵容了现有的不合理医疗体制，没有对医疗改革形成足够的压力，制约了医疗改革的进行。

　　记者：你如何想到要给国家有关部委写这封公开信？你认为这封公开信对于革除存在已久的医药体制弊端、消除药价虚高的现象能起多大作用？

　　刘飞跃：我给国家有关部委写这封公开信，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对医药问题有切身体会，是药价虚高的受害者之一。我还看到和听到了大量由于现行医疗体制问题而致使老百姓生命权、健康权得不到很好维护的例子，我从中强烈感受到了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降低药价是他们迫切的愿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我们看到的问题，对于我们遭受的痛苦，我们不能不行使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我希望能以这种方式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良性互动。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去想办法改变它，那么，问题永远是问题。对医药行业存在的问题，关注的人多了，为之努力的人多了，就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对此我充满信心。

　　刘飞跃等五百多人联署的公开信(摘要)

　　我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一名普通教师。我作为患者家属长期与医院、医药行业打交道，对药价飞涨极度不合理深有感触。2003年下半年我利用工作之余走上街头，历时几个月征集了500多位群众签名，以便向国家主管机构反映药价问题和提出相关请求。……

　　现在医院的医生普遍多开药、瞎开药、开贵药、开单提成、收取病人红包。结果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生财有道，部分医药代表年收入超过几十万元。……

　　而中国的一般病患却与此形成鲜明强烈对比：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活命许多人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民谣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好命，歹命，没钱看病不要命”；“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等等。

　　看一看医药销售的实际情况，就完全可以理解民众何以对此怨恨交加：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药品销售的环节多得难以理喻，而多一个环节无疑就多一层克扣盘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看到医药问题的严重和危害，不敢不说，不能不说。所以我起草了这封公开信，并得到街头素不相识的542人联署支持，而他们敢于签名联署也说明了医药问题何其严重。为了阻止、改变这一损害中国人健康、生命的现象，我们全体签署的人向你们提出以下请求：

　　1.修改国家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政策，降低现有药品价格；降价幅度一定要让老百姓感受得到。

　　2.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

　　3.各级纪检部门、各级检查机构加大对医药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4.尽快启动医院的产权改革，实现医药分离，打破“以药养医”的旧体制。

　　5.建立和建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维护农民及低收入者看病的权利。

　　6.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制止医药企业过多过滥的现象。

　　7.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收费。

　　8.大力扶持平价药店，引进国外有实力的药房连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