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瞪圆了眼睛对我说：你竟然不知道杨德昌，你还算个读书人？他说完摇摇头，叹息一声，你应该补的课太多了。他的斥责让我很惭愧，为了不在朋友的面前显得太落伍，我赶紧表示愿意补课———其实就是随着他到家里看影碟，看杨德昌的电影。噢，原来杨德昌只是台北的一个导演，边看着碟片边舒出了一口长气。我在心底里对朋友将杨德昌捧为“大师”颇不以为然，不过在朋友面前我不能说出来，因为他说杨德昌是真正的大师，杨德昌的电影才是大师的水平。碟片看完了，我对“大师”的杰作并没有多少呼应，除了影片本身，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看片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朋友的干扰———他就像个“真正的导演”不断地站起来指点着屏幕上的画面说三道四：“瞧，这个镜头，你看门上的帘子风扫过来的光影，镜头是透过帘子拍摄的。”“你看，拍这样的场景杨导只用了一盏灯照明，是挂在顶棚上的一盏400瓦灯。”等等，诸如此类的“技术分析”让你不知道你是在看一场电影，还是在听一堂电影导演课。

　　朋友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也在从事“职业写作”，但他更看重电影———他说电影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读一部乏味的长篇小说不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有一个时期他简直做梦都在拍电影，当然不是当影星，而是当“杨德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走在路上不时抓拍着能上晚报摄影版吸引着读者眼球的照片，后来可能觉得光拍照不过瘾了，弄来一台人家淘汰的摄像机提在手里在大街上偷偷拍摄着他的纪录片，有一天他脸上张扬着自豪说，他花费了两个通宵剪辑出了一部片子，“哎，如果我的机器再好一点我就能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了。”我不知道他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到底如何，但他剪辑好的作品我看了一阵，赶紧让他停了，我越看越觉得眼晕——是一幅幅反光镜里的画面，互相之间并不连贯，许多镜头是他坐在车上（公交车、出租车）从汽车反光镜里拍摄的镜头，一连串晃动扭曲忽大忽小瞬息变换的画面。

　　说起来这已是三四年前的旧事了，之所以想起来是因为前几天逛书店时见到了一本张辛欣的新书《我的好莱坞大学》，如果封面上不印上张辛欣的名字，恐怕不会吸引我的眼光，张辛欣的作品值得注意——《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上》等等小说，虽然已过去了20年，仍记得当初阅读时的印象。张辛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戏，但她成名却是因了文学创作，大学还没毕业，她已是风头甚健的青年女作家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与她类似的还有一位女作家刘索拉，一部《你别无选择》一炮打响。学导演的张辛欣和学音乐的刘索拉当年都是以小说创作而名震文坛，但她俩很快就开始了自我“放逐”的生活，文学创作像是她们拿到的一把走向未来的钥匙，门打开了，钥匙也就用不着整天握在手里了。张辛欣的这本《我的好莱坞大学》激活了我的记忆——“电影是文学的最高形式”。

　　对张辛欣来说，电影是一种怀旧的行为，跟已消失的工匠有着某种秘密联系。她并非是怀揣着梦想到好莱坞淘金的人，阴错阳差，她来到了好莱坞，并且上起了属于她自己的“好莱坞大学”，而且“挺感激混账的好莱坞”，因为在好莱坞她“偷到了好多东西”，“每个学电影的人都一招一招用心偷别人的手艺”，手艺学到手又如何呢？自己写一个剧本拍一部电影——用数码摄像机拍。这本书的封面内勒口上一面印着张辛欣的简介，文学成就占据着大半内容，譬如“1986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现代中国第一部大型口述历史作品《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另一面印着本书的简介，说该书是张辛欣首次披露亲历好莱坞的一部纪实作品，揭开了包括制片、编剧、导演、明星、色情商业包装等等的好莱坞之谜，最后还附上了作家学电影的自修课程表等等，“提供给雄心勃勃的小众和走马观花的大众”，我自然属于走马观花的大众，学电影的自修课程表之类的内容就用不着仔细看了，留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小众”吧，譬如像我的那位崇尚电影到处搜罗影碟的“前卫”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