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日益显著，超前学习与滞后的劳动训练使充分就业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的行业和领域，产生的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的绝对量下降。因结构性失业而产生的就业转移远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来得快。如何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与劳动力关系的新变化？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可以成为从长远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一种方法。这种就业方式将从社会产品分配制度的改变中获得资金的来源，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的产业和行业排挤出传统劳动的人们提供劳动保障。同时，这种劳动方式所要求的社会结构改变也将成为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能否为这种劳动提供“市场”。对此，有人提出，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工作会逐渐减少，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将不是来自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而是来自为不断变化着的社会而服务的第三部门。因此，发展第三部门意味着向后“工作”时代过渡，它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改革和劳动改革，而且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含义。这种“改革”的佐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化发展迅速的国家中，第三部门的发展十分迅速。显然，信息时代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概念，而是日益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在信息社会，人类知识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如果没有对未来劳动与劳动力关系发展的预计，而仍然在旧的劳动力关系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能量，这本身就酝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地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也是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以新的劳动方式从事劳动的劳动者。

　　要改进和完善国企监事会的构成和运作机制

　　《中国商报》发表文章指出，综观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就会发现无论作案手段怎样千变万化，但基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营层的权力过大而且不受监督。其中又以职工群众完全被排除在监督程序之外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

　　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来行使监督权利，但在现实中，由于没有相配套的选举、罢免、检举、控告等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职工实际上无法行使监督权。在当今世界各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对企业的经营层进行监督的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有监事会，但我们的监事会没有任免董事及厂长（经理）的权限，也没有常设机构和必要的实施手段，经费也缺乏相应法律保障。虽然《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但在实际生活中，监事、董事、经理实际上都是“国有股东”的指定人员。必须改变这种不正常现象，增加广大职工在“国有企业的出售”和“改制”中的发言权、否决权。从这个角度上说，德国的监事会制度对中国最具借鉴意义———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是监事会和董事会有上下级之别，监事会为上位机关，董事会是下位机关，监事会实际上拥有控制董事会的权力：任免董事会成员；决定董事的薪酬；检查公司财务状况；可以随时要求董事会报告公司的重要业务执行情况等。因此，改进和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的构成和运行机制，让职工出现在作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的监事会里，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更有效、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