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 C• P•斯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家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很难沟通，有着很深的鸿沟，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他们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在情感方面也很难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诚然，我们在生活中确实已经养成了按照“文”、“理”将人分门别类的习惯，常常有人有这样的口头禅：“我是文科的思维方式，做不了理工科的事情。”可是，我们在这样说和做的同时，却遗忘了这样的事实——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的先辈并不是如此“文”、“理”分明壁垒森森的，比如大文豪鲁迅和郭沫若就都是学医出身，这是众所周知的；又比如陈从周先生以其在园林学上的杰出造诣闻名于世，但同时也是位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帘青集》内蕴丰美，笔调雅致，颇耐咀嚼，是著名的美文集。而去年遽归道山的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也写得一手好诗，苏先生仙逝后不久，《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还特地刊出了他的古体诗手迹。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专才多，通才少，像陈先生、苏先生这样的前辈，走一个，弱一个，后学之中竟无人能望其项背！

　　必须强调的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标。打破人文与科技的畛域，提倡文理交融，在今天，不但有针对性，而且有紧迫性。换言之，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摒弃过去那种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所以，出版一些有鲜明的“文理兼容”特色的书籍是非常必要的，譬如像《爱因斯坦文录》、《李约瑟文录》等等科学人文著作。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忱的人的手里也是如此。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物的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有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竟挎着卡内基的钱包呢？”这样的语言不仅严谨富有哲理，还幽默风趣，读了让人于莞尔中深受启迪。

　　“我们习惯于把诗人想象成梦想者，而宗教近似诗歌的肯定说法是再平常不过了。就批评精神而言，科学也是梦，像其他梦一样，只不过是说实话的而不是真正的梦。这种梦对做梦人的捉弄不一样，不过恶作剧终究还是恶作剧。科学是讲究精确的，但并不总是有利。科学自以为可靠，但哲学讲到归纳法却并不如此热情。”———能将“科学”和“梦”的关系阐述得如此精确、生动的，自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和尊敬的李约瑟。

　　而在《李约瑟文录》中，我们还可以惊讶地发现这位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竟然还曾经兴致勃勃地谈论《孟姜女哭长城民谣》，并且很认真地《论儒家和道家》。惊讶之余，油然而生的，除了自惭陋闻浅学，应该还有对今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再思考吧？！（《爱因斯坦文录》、《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