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进入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很快就进入青春生命多梦季节。那时中学生课余时间宽裕，阅读课外书籍成为我的爱好与需要。可惜那时找书不易，一本破损卷边的《海底两万里》传到我手里，欣喜犹如黄金在抱。那种阅读是零零碎碎间断不成系统，凭爱好去进行的。唐诗宋词，哥德、海涅、普希金的诗，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醒世恒言》、《儒林外史》，还有三四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巴金、茅盾之新小说，皆是我捧读的爱物。

　　到了70年代中期，我的阅读渐渐超越了诗歌小说之感性文学领域，而初识到思想、理性的深刻与宏大，美妙和冷峻。一扇更大更亮的窗户打开了，我第一次熟悉了罗曼•罗兰、别林斯基、斯达尔夫人等西方文论作家的名字。还没有读过黑格尔，就知道他“现实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名言。还没弄懂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思想实质，就欣赏上了其中“杜林先生献给杜林一束玫瑰花“的讥诮幽默。一本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让我们明白领袖是人不是神，同样超不出历史环境的制约。还有一本油印的瞿秋白《多余的话》，在我们几个爱书的年轻人之间传阅，他的一句“历史的误会”大大震动了我们的神经。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也常有情绪低落迷茫的时候。于是三五知己，关起门来，暂时隔断外面高音喇叭里“语录歌”和群宣队员的嚣叫声，偷偷地用一架手摇唱机放唱片，轻声和着德里戈、托赛里小夜曲曼妙忧伤的旋律哼唱，随着莫扎特小步舞曲打拍子。一颗颗饥渴的心灵，踽行于粗粝荒芜的文化沙漠里，坚持着对精神绿洲的追寻。这一段青春岁月的人生经历，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它不仅改变了我的阅读趣味，拓宽了知识文化天地，且培养了我对思辩的兴味，及独立思考的初始能力，其收获的精神养分，足以终身哺育我的灵魂。

　　人生即历史，生活何尝又不是对书籍的注释。文化的滋养，不仅抵御了生命日常碌碌间的虚无，更助我成熟了人格与精神。世上有获利得名的成功，但“受爱激励和知识导引的生活才是高尚的”（罗素）。良心做人，读书育智；活在性灵与情趣中，少了一些名缰利锁之羁绊。这种选择，不也是一种成功？

　　岁月如东流逝水，几十年韶光轻抛，个人生命浮沉于世间，阅社会板荡，人生波澜，多少体味到逆旅潇潇跋涉之艰难。心灵深处，既有“客船听雨“的苍凉意，亦有“中年是一杯下午茶”的冷暖。于是，近10年来，用笔记下书里书外一些思绪，谈的却是个人命运以外的话题。浅愚高深且不论，发出的是一支思想芦苇微弱的声音。它是在呼唤，呼唤自己和他人的性灵。（《明窗亮话》，“开卷文丛”之一，吴茂华著，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