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观念的挑战。新教材要求老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而是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的过程。记者日前到学校听课，一位用心的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上课前在口袋里装了许多用来表扬的五角星，可是下课后她发现，自己竟忘了五角星这回事。可见观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其次，老师素质与新教材的要求还有距离。新教材理念、框架的调整，要求老师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人文素养、宽广的知识面等。比如，新教材将小学九门功课整合为六门，音乐、美术合为艺术课，品德与生活课没有教材，这对老师的要求是前所不及的。艺术老师要懂乐理，还要懂绘画，谈何容易，有的小学无奈间只得将艺术课仍分为音乐、美术两位老师来上。更重要的是，矫枉过正是最易犯的错误，老师教授新教材时可能会由于过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也只有提高老师素质，才能避免蹈入这个误区。再次，评价改革迫在眉睫。新教材如今在不少人心中还是个问号，这种情形在初一新生家长中尤为明显，“三年后的中考，孩子会不会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新教材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变以往选拔性评价为过程性评价，因此下至一堂好课的评价，上至中考、高考必须连动，方能保障新教材的顺利实施。还有，管理政策必须调整。既然学生评价体制要变，老师的评价也应是发展性的，那么学校人事考评等相关政策也要调整。以往，评价老师多是以知识点的讲授技巧、语言、课程结构完整、学生掌握程度等为尺度，新教材则应与课程功能、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意志与价值观、人文精神为评价标准，否则会挫伤那些锐意改革的老师的积极性。洞悉矛盾产生的根源，新教材的改革会更顺畅。一方面，长期形成的积习是推行新教材最大的敌人。自从50年代，前苏联苏凯洛夫“课堂、老师、课本”为主的课堂管理模式引入我国以来，中国学生半个世纪的光阴都是在知识传授模式中度过的，如今的老师、家长也是如此培养出来的，忽然让他们改变数十年的思想和行为，俯下身来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其中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新教材的到来着实有些突然，与之配套的教师队伍建设、评价体制、管理政策，乃至教学仪器设备都未到位。虽然课程改革早已确定，但是新教材直到暑假后半段才到位，新教材所需的大多教学仪器设备至今没有进入课堂，少数参加国家级培训的教研员和老师担起实验年级老师的培训任务，大多老师只得自己寻找或动手制作教具，在这种情形下老师只得边研究边教学。进步是摩擦与碰撞过程中的积累。小学一年级数学新教材中第一课的“比一比”，画面上坐在轮椅上的成年人与站立的孩子一样高，究竟两个人谁高？课堂上，“一样高”、“成年人高”、“孩子高”三种意见鼎足而立，各自有着充分的理由，老师究竟判谁对谁错呢？新教材没有《教学参考书》来权威地确定判断的谬误，老师与学生可以各持己见。其实，很多属于价值观、审美观层面上的东西是不能用对或错来回答的，没有观点的对错，只有观点的不同，于是，才有师生间平等的争论。这或许就是新教材的精髓所在。社会对新教材有着热望。教育主管部门正在加紧所有相关方面的谋划，保证新教材的实施。比如在教研上，市教育局已将本学期细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今年9月是走进新教材，端正教学观；10月为加强课堂教学，背好一堂课；11月正值期中考试，是重新评价师生阶段；12月为共建课程，实施综合实践活动；明年1月是总结实践与体会阶段。许多有远见的家长对新教材也是拍手称快，放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素质和能力远胜过知识的掌握，有的家长甚至提出能否让孩子留一级，学习新教材。更适合孩子心理和年龄特点的新教材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自不待言。

　 有人说，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需要一定的土壤、气候、灌溉、施肥，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那么，新教材就是新世纪第一缕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中国教育最欠缺的创造性快快成长。我们相信，新教材的明天会更好，中国教育的明天会更好。本报记者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