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级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是它的负面影响。学琴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孩子做人,让他的智力、心灵得到健康的成长。是父亲的诱导而不是他的体罚成就了我,这一点父亲自己可能都不明白。”

   “我传递的情绪是东方的,那种欲说还休式的。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使他的灵魂得到慰藉、引导他的灵魂归家的只有古典音乐。一个真正严肃的音乐家就是要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匍匐在古典音乐的圣殿前。”

   盛中国,一个人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说不清中国有多少人是在他琴声的引领下才得以步入小提琴那独特的艺术世界的。“先知盛中国后知梅纽因”,这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欣赏经验。就在不久前,应青岛日报社之邀,盛中国和他从事钢琴演奏的日籍妻子濑田裕子在阳光大厅联袂作了精彩演出。演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他。

   面对盛中国的时候,他好像还沉浸在演出的氛围中,激情四溢。我们的话题就是从这场演出、从青岛这座城市开始的。

   记者：演出结束了,感觉如何？

   盛中国：相当满意。这场演出来了这么多人,而且整场演出人们表现出来的投入与专注让我很感动。这说明青岛确实是一个文化品位比较高的城市。我以前来过青岛,但这次再来,青岛的变化太大了。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市政建设、表现在这座城市的外观上,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音乐欣赏素质的提高。

   我认为青岛真的是一个世界名城,这不是溢美之词。你们的青岛啤酒在日本上市,我太太还曾经持有过它的股票呢。（濑田裕子在一旁用力地点了点头,整个采访过程中她总是这样,基本不说话,虽然据说她的汉语也相当出色。）

   我这次青岛之行前前后后不到24个小时,明天一早我就要飞长沙,那里还有一场演出在等着我。但青岛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记者：您可能也注意到了,来听您演奏的有很多是孩子。他们中有很多正在苦苦地学琴,您有什么意见给他们？

   盛中国：我注意到了,而且我知道青岛是一个有着良好音乐传统的城市。要学琴,首先一点要知道,“明”师出高徒,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明白的老师,这个人不一定有名气,但他一定要真正懂行,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记者：对目前流行的音乐考级您怎么看？

   盛中国：考级当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我平时感受最深的是它的负面影响。打一个比方吧,就像木材燃烧,孩子学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积累木材的过程,应该多多积累。但是考级让老师、让家长变得急功近利,让孩子们互相攀比。刚学了没几天,有了两根木头了,就恨不得给它烧个一根半,为什么？这样有火焰啊,老师、家长甚至孩子都有一种成就感啊。可是人们都忘了,这种过早的燃烧对孩子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的老师、家长为什么不等着孩子存够了一大堆木材让他到时候燃起一把大火呢？

   记者：现在孩子学琴其实都是父母要求的,父母的心态我觉得最应该扭转。

   盛中国：面对那些孩子,我的心绪很复杂。现在的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至少要面对6个大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而且个个都希望他能够出类拔萃。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孩子活得很累,少了很多童年应有的欢乐。

   我认为,让孩子学琴,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现在孩子学琴95％都不可能成为专业的,学琴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孩子做人,让他的智力、心灵得到健康的成长,让他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一个有格调的人,一个有同情心的、远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受社会欢迎的人。做到这些,我觉得孩子学琴的目的应该说就达到了。

   记者：那你当年学琴的时候呢？父亲对你的期望值不会仅此而已吧？你认为自己有快乐的童年吗？

   盛中国：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一样,父亲在当时中国最早的古典音乐学校里学习小提琴,当时小提琴叫“怀娥玲”,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地位。人们最常说的是,拉二胡的还有个凳子坐,拉小提琴的站在台上算什么！但是我父亲可以说很痴迷小提琴,这样的氛围下当然不可能从事这个行当,可以说他是生不逢时吧。所以很自然我父亲就把他未了的心愿放在了我的身上。

   父亲对我的严厉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想像的。当时我们举行了很正规的拜师礼,摆了拜师酒,我还很正式地给我父亲磕了头。就是说学琴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父子关系而是师徒关系,现在你听来觉得有点可笑,但当时我们家里确实是把这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地在办。

   应该说在学琴的过程中,父亲对我的要求是相当严厉的,严厉到我的母亲为此多次同我父亲吵架。挨板子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我没有什么快乐的童年。

   记者：中国人总是这样,对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话坚信不疑。这样的教育方式,除了让你有了出众的琴艺,你觉得给你的童年还留下了什么？

   盛中国：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父亲在我练琴的时候要求很严,但是拉完琴之后他又是一个慈父,对我,父亲采取的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在一个个夜晚,父亲摇着留声机,给我放梅纽因的作品,给我讲述梅纽因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小提琴的魅力,让我学琴的心变得坚定。其实,正是父亲的诱导而不是他的体罚成就了我,这一点父亲自己可能都不明白。

   记得小时候为了学琴父母吵得相当厉害了,要是我不学,父亲也只能作罢,但是我自己迷上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他们解释。我学琴父亲给我规定了很严格的时间,一次我已经练够时间了,但我还想练,就很孩子气地爬上凳子去拨表,这时候,父母进来了,他们以为我是想把表拨快,其实我是想把表拨慢。

   记者：现在人们一提到你,本能的反应就是《梁祝》,同俞丽拿相比,我感觉你带来的是一个更阳刚、更小提琴的《梁祝》,说说自己这首代表作吧。

   盛中国：你的感觉很对。《梁祝》的创作背景是在1965年,整个中国文艺界正在兴起的是民族化的风潮。文学如此,音乐也没有例外。因此《梁祝》就由何占豪和陈钢联合完成了。何占豪很民族,对江南戏曲特别是越剧有着很深的理解,而陈钢很西洋。他们俩的合作相当成功。于是就有了这首不朽的杰作。在演奏上也是如此,俞丽拿使用了很多抹音、滑音,她更多的是在用小提琴表现越剧声音、越剧的神韵。但我不这样认为,小提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演奏技法,完美的表现方式,如果不使用它,太可惜了。因此,我演奏的时候,就是尽可能地把小提琴的技巧充分发挥。也就是你说的,更小提琴一些。但是我传递的情绪是东方的,是那种欲说还休式的。

   另外,在分句上,我不追求中国戏曲式的短句,而是拉很长很长的句子,让情绪在长句上无休止地绵延。我诠释《梁祝》最注重的是用现代眼光打量古代人物的心绪,用古典小提琴的技法表现。

   记者：古典音乐的现状很不好,许多著名的大师都玩起了爵士这些流行的东西,而像陈美这样的新锐走得就更远,陈美曾经的老师林耀基就是你留苏时的同学,对这一现状你怎么看？

   盛中国：先说陈美吧,她走了一条成名的路。说实话,就她的演奏水平来说也就是音乐学院一个很一般的孩子。一个有着东方血统的孩子,还有着厚厚的性感嘴唇,所以她从事流行音乐,所以她成功了。至于许多大师在流行音乐上的尝试,我觉得他们是在经营音乐,而不是献身音乐。什么东西流行了,能赚钱了就去尝试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说的这些大师的东西我听过,一次实在听不下去了,去了洗手间,结果碰到了一个日本同行,他也是哈欠连天,说听着犯困。而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要献身给音乐的。

   记者：有人说,现在的古典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您怎么看？

   盛中国：我从来不这么看,我觉得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间有着很严格的差别,二者之间截然不同。而一个真正严肃的音乐家就是要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要匍匐在古典音乐的圣殿前。

   记者：但是古典音乐的市场却一直低迷,在这个市场它的知音似乎越来越少,作为一个一直坚持在舞台演出的古典音乐家你有何感受？对古典音乐的前景您如何看待？

   盛中国：整个古典音乐市场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我的演出始终相当火爆。

   我现在一年要演出　100多场,每场的观众基本都像在你们阳光大　　厅一样,爆棚。搞得我的生活基本就是在宾馆和剧场这两点一线间穿梭。

   我一直坚信古典音乐的市场会越来越好。因为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温饱得到　满　足　之后,过剩的精力在流行音乐中得到宣泄之后,人们必然会要求通过古典音乐来满足自己更高的精神需求。因为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他的灵魂不能不得到慰藉,而这个时候,抚慰他心灵的,引导他灵魂归家的只有古典音乐。

   记者：您有没有考虑过,您是如何赢得观众的？

   盛中国：我当然考虑了,我的很大一部分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吸引观众上了。我觉得我演出成功,是因为我心里有观众。对中国听音乐会的观众,你要首先抓住他的眼睛,才能抓住他的耳朵。这方面我在演出前、演出时总在琢磨。我首先要用表情,用我的肢体语言去吸引他们的眼球。另外,我在曲目的设置上我也考虑很多。每场演出我必拉弗朗克,可能人们听不大懂,但我是拉给他们的未来听的。同时我也拉王洛宾、也拉泰坦尼克,我是拉给他们的现在。我觉得演出要达到的效果是,既赢得了观众,又不违背一个艺术家的良心。我认为我做到了。

   记者：一年100多场,这些演出都是您自己联系的吗？您有经纪人吗？

   盛中国：是的,准确地说是人家找我。经纪人我没有,我就是我自己的经纪人。

   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家,联系演出,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你能够应付自如？

   盛中国：自如谈不上,我也吃过很多亏。但我觉得一个人就得自己解放自己,这种解放是指心灵上的。被人骗了,我总给自己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大不了就当自己练琴了嘛,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观众,他们在我的音乐里得到了快乐,就够了嘛。同时我也反省,为什么会上当,还是自己轻信别人,还是有占便宜的心才会让别人得逞。

   但是我总认为,人情是高于物质的东西,人是有感情的,人是靠交往的。就是一颗石头心也能在交往中变成一颗肉心。这点我坚信。人格的东西是要超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

   可能是我这人心态比较好吧,这么多年下来,总体上都很顺利,大家合作都很愉快。

   记者：您和您妻子“琴瑟合鸣”已成乐坛佳话,谈谈您这段跨国姻缘吧。

   盛中国：1986年,我应邀担任日本第三届小提琴比赛的评委。一位日本友人邀请我在日本开独奏音乐会。我说没问题,但要找个钢琴伴奏,于是他就向我推荐了裕子,她和他住在同一栋公寓,也是他女儿的钢琴老师,当时刚从日本国立音乐学院毕业不久。我那时是只认音乐不认人,挑了钢琴伴奏部分很难的《弗朗克小提琴奏鸣曲》作考题,我发现,虽然她的技巧还有点嫩,但她的音乐才华、对音乐的感觉、品味都和我很相似。1987年3月28日,我们就在东京开了第一场演奏会。至于我们从合作者变成夫妻的过程完全没有痕迹,是“软着陆”。

   记者：虽说有着同样的大文化传统,但毕竟差异巨大,你们这段跨国情缘的相处秘诀是什么？

   盛中国：首先要尊重对方的国家、文化、习俗。我们都很注重这一点,如果看比赛,我会希望日本队赢,而她会希望中国队赢。（裕子插话道：我妈妈更好笑,喜欢把中国对日本的排球比赛录像给我们看。）虽然裕子会讲中文,但是有些话还是听不懂,表达时也会不准确,这样就容易因为误会而吵架。有一次两个朋友到日本来,我想和他们到外面吃饭方便一些,而裕子认为她的父亲也认识这两人,可以在家一起吃,但没和我讲清楚,结果当我和朋友出门时,她大发雷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大而化之,见到对方有愧意就原谅对方,不让争吵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是夫妻关系,也是战友关系,同时还是情人关系。因为是战友,我们为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并肩奋斗,第一时间分享事业上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因为是情人,我们总是在对方面前保留最美好的形象。

   记者：我在一份介绍你的材料上看到您还有一个有趣的头衔中国营养保健美食研究会副会长,生活中您还是个美食家？经常下厨？　 盛中国：你不相信了吧,我做菜很棒的。说点虚话,我认为艺术同烹调、穿衣这些日常生活都是相通的。一个好的艺术家这方面的水准一定也低不了。我们这个研究会,有好多都是艺术家。

   留学苏联的时候,我经常做菜。现在偶尔做。我在日本有个后援团。和现在那些流行歌手的歌迷会什么的差不多。这些人对我太好了,有时候想答谢答谢他们,搞什么呢？送东西太俗气,干脆做餐饭大家一起吃得了。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深秋,为了答谢后援团,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秋之梦”。很美的名字吧。我自己起的。用料很简单,把火腿切成丁,再放点别的东西,做成汤,大家吃了都连竖大拇指。我觉得做菜就跟　 拉琴一样,要用心,要思考,才能出滋味。

   记者：时间已经很晚了,最后一个问题。您7岁登台,一步步很成功地走到了今天。快60岁了,您认为自己成功吗？或者说您给自己设定　的目标是什么？

   盛中国：我成功吗？说实话,我一点没有成功的感觉。从7岁开始,我走在一条所谓的成功的路上,却经常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身旁许多人走的所谓平庸的路。但是人生只有一次,就像昆德拉说的,永远是一张不能完成的草图。我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不知道何处是归途。有点情绪化了,我总是这样,经常就沉浸到一种孤独的情境中去了。（盛中国挥了挥手,好像要把自己从那个氛围中拉出来。）

   你可能不相信,拉琴拉到现在,我每次登台都相当紧张。这点她最了解（盛中国拍了拍旁边裕子的手,裕子说,是的,接着又是人们在电视里常见的日本人特有的很用力地点头）。所有的听众都是很善良的,听众的掌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它更多的是给一个演奏者的爱护。但是演奏者不应该迷失在这样的掌声中,因为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的不足。

   因此每一次登台都是对自己的挑战,是要把那些不足在舞台上纠正,可以说到现在了,我还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迫使自己进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神经病,经常做的梦不是上台之前想不起曲子就是找不到裤子这些,然后把自己从梦中惊醒,长出一口气,说,好在是梦。

   你不知道,我其实有些惧怕舞台。我在台下拉得不知道要比台上好多少倍,每到台上面对观众的时候,我的一部分肌肉就无可救药地进入一种失控状态,我没办法控制。这可能和“文革”的经历有关,它让我对人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紧张。

   有好多次我都不想再拉了,何苦呢？但是我又不能放弃,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

   盛中国简历：江西临川人,生于四川重庆。5岁开始随父亲、著名小提琴教育家盛雪学琴,7岁即登台演奏,9岁在电台录制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经典作品。195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60年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师从著名小提琴大师列·柯岗,1964年毕业。回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师,中央乐团小提琴独奏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中国营养保健美食研究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青岛日报  2001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