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虽然地处内地安徽合肥,但是它的名气却闻名海内外。日前,执掌这所名校10年的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汤洪高专程来到岛城,使记者得以聆听这所名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感受这所国内一流大学。

   科大希望能把更多优秀的学生培养成栋梁之材,成为科教兴国的功臣。青岛的学生素质很不错,如果学校能容纳的话,我真想把2中一半的学生都招进来记者：听说你此次来青,大半日程安排是在中学,中国科技大学为何将目光瞄向中学呢？

   汤洪高：我此次与5个教授来青岛的目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挖掘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到科大学习。我们现在最着急的是如何把最优秀的学生网罗到科技大学来,现在大学间竞争很激烈。在青岛2中,我们的教授为学生作了科普讲座,学生认真听讲的程度令人感动。青岛的学生素质很不错,如果学校能容纳的话,我真想把2中一半的学生都招进来,但是教育部给的指标是山东招80人。同时,我们还与十几所知名中学的校长座谈,共同探讨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如何接轨,如何进行课程改革,当然我们更期待的还是他们能把最好的学生给我们。

   现在科大的校领导分散到全国各个省市,盯紧各城市的名中学,请他们为我们选拔优秀的学生。为了能招到优秀的生源,学校不惜付出人力、物力的代价。由校领导、教授组成的讲师团每年都要在全国“寻访”,学校每年都出资,把一部分中学校长请到科技大学,请他们参观校园、教学设备。这样算来,科大招进一个高中毕业生,差不多要花费1500到2000元。

   记者：像科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能够这样“礼贤下士”,这是不是与近几年高校大幅扩招、生源下降有关？

   汤洪高：不是。扩招是全民大众化教育的一种手段,但重点大学仍然是门槛特别高。扩招了几年,科大现在的在校生仍控制在两万人以内,每年大约只招收1800名本科生,1400名研究生,我们的目标是办精品学校,规模适中,质量优异,办出特色。科技大学主要是理工结合,最近又增设了商学。

   我们一直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较劲,这是事实。北大、清华坐落首都北京,国家投入又多,占据天时、地利。我们再不努力,一流的学生被他们挖去,我们的学校就会没有出路。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水平固然重要,一流的生源也是树高校形象、确保高校品牌升值的关键所在。在全国高校中,主动出击、网罗优秀生源科大是做得最早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办学态度,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意义的。科技大学去年的高考录取线在全国排第三名。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把更多优秀的学生培养成栋梁之才,成为科教兴国的功臣。就像海尔集团的张瑞敏,现在我走到哪里都愿意说,张瑞敏曾经是我们科技大学的学生。

   计划经济时代是整天跑钱,现在变成整天跑人。人才就是巨大的财富,人才进来了,随后项目也就进来了。一个人才带来的财富,比跑几趟北京要点基金要大得多记者：与您交谈这段时间,您谈论最多的就是人才。大学是人才的摇篮,而且科大又是响当当的名牌,对人才的渴求也要如此强烈吗？

   汤洪高：国家资金的投入不是以大学是否名牌来决定,在优化配置的过程中,主要是看有没有人能做这件事。计划经济时代是整天跑钱,现在变成整天跑人。去年年底我去美国跑了7个城市,能求到的人都求到了。人才就是巨大的财富,人才进来了,随后项目也就进来了。一个人才带来的财富,比校长跑几趟北京要点基金要大得多。比如科大的生命科学实验室曾经很长时间建不起来,学校引进了五六个博士以后,几千万元的钱陆续引了进来,很快就建起了实验室。

   曾经有一段日子,国内大量的优秀人才都流向国外。80年代的比例达到80％,现在已经降到25％左右。　如今,留学生常常谈论的是什么时候回国。　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对国家科学技术的促进是无价之宝。我们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信息,受益匪浅。

   记者：早有耳闻,科大近几年引进了许多留学回国人员,有什么引进人才的奇招吗？

   汤洪高：学校设立了不少人才引进计划,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给予留学归国人员200万科研基金,实行特殊政策特事特办,实行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计划等。科大在人才引进上实现了“不求我所有,但求我所用”,你来一个月我用你,来一年我更欢迎。近3年,科技大学引进博士达100多位。

   科技大学是大进大出,每年出国访问的有三四百人,请进来的也有三四百人,人才使用形式非常活。学校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80％。如果某个老师一到美国后,他愿意留在那里,ＯＫ,学校不会阻拦。他什么时候愿意回来,学校欢迎他回来。

   科技大学以科技成果入股,不担当法人,大学是安心做学问的地方,如果被金钱驱动,就会搞得人们心态不平衡。我们此次来青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如何与青岛加强合作,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

   记者：科技成果转化也许可以称为当今高校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是否也面临这个问题,不知学校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汤洪高：科技大学首先对科技成果进行界定,然后把它分离出去,让他自己发展,绝不在自己羽翼下发展,科技大学以科技成果入股,不担当法人,蛋糕做大了,你给我一份,赔了由公司自己承担。大学是安心做学问的地方,如果被金钱驱动,就会搞得人们心态不平衡。学校目前有20多家以科技入股的公司,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与清华大学相比我们相形见绌。清华大学有四五千教授,而科技大学只有一千多教授,而且科大是以基础学科见长。但如果论科技原创能力,科大论文数量排在全国第三位,人均论文数量始终排在第一位。

   记者：您此次来青,是否考虑将贵校的科技成果在我市转化？

   汤洪高：看城市面貌、市民文明程度、空气质量,青岛不比美国、西欧一些城市差。40年前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时,从鱼山路5号的海洋大学到八大关,只有水族馆、鲁迅公园、中山路,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更重要的是这里人才辈出。青岛是个开放城市,环境保护的好,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城市。我们一行应张惠来书记邀请来到这里,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科技大学了解青岛,结识青岛,研究如何与青岛加强合作。今后我们将加强与青岛全方位的合作,鼓励更多的教授到青岛进行合作研究,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

   寻找风险基金投入也是我们此次来青的关键。我们参观了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基础设施可算是全国一流,加上这里还有一批有头脑的年轻人,如果项目引进来,相信很快就会起飞。

   科大少年班备受国人关注,少年班的学生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知名人士,但少年班也有　 2％的不成功率,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的心理素质方面记者：科大是中国第一个招收少年班的大学,30年来,关注这些少年英雄的目光很多。科大少年班现在的情况怎样了？

   汤洪高：备受关注的科大少年班今年已是第26届,共培养了近千人。80年代初,教育部在科大试点,招收15周岁以下的非应届毕业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试,就是参加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要高于地方重点线20分以上。少年班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约有　1000至1200名学生报名,但录取人数不超过50人。

   记者：我也听过不少有关少年班的争论,这种绝对的精英教育是否与素质教育的根本宗旨相悖？

   汤洪高：从第一个入学的少年班学员起,科大对每个学生都建有跟踪档案,究竟中国的大学教育能否提前一点？档案为此提供了可靠翔实的记录。少年班的学生多在13至15岁间,天赋的高智商,加上后天的勤奋,使他们提早进入知识创造期。科大对少年班每名学生的体重、身高都有记录,结果发现少年班的孩子并未因勤奋学习在体重、身高方面比同龄人发育得晚。现在,学校改变了过去少年班保姆式的教育,就是要他们与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独立地把功课赶上来,在单独编班两年半后,也就是在大三下学期,少年班的学生可以在全校所有专业中任意选择,然后编到普通班中去,结果发现,少年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普通班里都在前5名,照样很优秀。

   不单于此,科大还将入学后学习成绩最好的班单独编班,称为“00”班,给这部分学生加大课程,挖掘他们的潜能,结果成才的也很多。如果学校不进行个性分类指导,这些高智商的学生注定吃不饱。

   记者：少年班毕竟与平常大学生有着年龄差异,这种最大的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

   汤洪高：少年班也有2％的不成功率,主要原因不在于学生身体承受不了,而是在心理素质方面,心理教育的匮乏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少年班曾经有一个学生出走了,家长、老师在报纸、电视刊登广告也没找到,正在失望时,孩子自己回家了。原来,这名学生从幼儿园起就出类拔萃,小学到中学都是班长,总考第一,一直是大家的榜样,可是到了科大后,这里没人宠他,他有些承受不住了。于是,他决定像比尔·盖茨那样做软件,将来赚几个亿回馈学校,到那时没人会看不起他。他跑到合肥郊区租了个民房,父母给了五六千块钱,结果编的软件没有一个公司要,最后落魄到没有饭吃穿着破棉袄回家了。近来,学校在心理教育、心理咨询方面加大力度,希望能使这些孩子在知识积累的同时得到最好的心理素质教育,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而不至于出现“瘸腿”现象。

   不是说你学了火箭发动机、火箭外形设计,将来就一定能在此方面有所成就。大学教育重在素质教育,培养通才方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选择了什么专业,广泛涉猎、把基础打扎实就是最好的记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科交叉越来越普遍,现在计算机方面最有成就的往往是学数学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大的专业是否有调整？

   汤洪高：目前为止,获诺贝尔生命科学奖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学生物的,都是学物理或者是化学等交叉学科的,现在最前沿的科学诸如计算机,也都是学科交叉学习的结果,炒股票、做期货最有成绩的都是搞数学的。所以不是说你学了火箭发动机、火箭外形设计,就是铁饭碗,将来就一定能在此方面有所成就。新的教育振兴计划,使每个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均等,但许多家长没有把握这一时机,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和通才。大学教育重在素质教育,培养通才方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科技大学,学生基础课水平要求达到研究生水平,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科间可以相互交叉,学生可以修第二学位,选辅修课,也可以跳系学习,每名学生到3年级时可以参加科学研究项目,从事科研教学,成为独立工作能力的实践人才。

   记者：一些学生很快又面临高考,家长渴望孩子成材的心理非常值得理解,您对学生在选择专业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汤洪高：记得一位亲戚的孩子考入复旦大学,让我给时任校长的杨福家写信,把他由文秘专业调到涉外文秘专业,实际上文秘专业学好了与涉外文秘专业一样就业。还有前几年的金融与国际金融,但最后金融择业都困难,谁还会要国际金融。前几年,会计专业供不应求,这几年分不出去的就是这些人。家长看到的往往只有两年,学生本科毕业至少要4年,读完研究生要再加3年,就业形势往往已经时过境迁。生命科学这几年过热,是个误导。从全国来看,需求量一二百人足够。学生毕业后唯一的出路就是给美国人打工,去做他们不喜欢做的病毒、药物、基因研究,但是只能出去一半,另外一半很难就业,制药厂不要,高不成低不就,科技大学现在已经投入数千万元,但距世界前沿领域还有差距,只能通过国际协作来作些研究。所以说,不要一定去追求时尚专业,无论选择了什么专业,广泛涉猎、把基础打扎实就是最好的。

   家长最应该作的就是让孩子吃苦锻炼,让孩子自己成长。我们不是说现在生活好了还要孩子去吃苦,而是说要让现在的孩子具备吃苦精神,即使家庭富裕了,也不能放松对他的要求记者：从农家子弟成长为名校校长,您认为您的成长过程受益于什么？

   汤洪高：其实就是吃苦,待人接物要诚实,多交朋友,不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多高,还是那句老话：满招损,谦受益。

   我出生在鲁西北农村,在济南第三中学,后来因品学兼优,免试保送到山东大学,后来考上研究生。上中学时,阳谷离济南160公里,我背着煎饼,步行3天,花一分钱买开水泡煎饼充饥。当时,阳谷到济南的公共汽车要一块五毛钱,不舍得坐,只能步行走着去。“文革”时期经历挫折很多,拖儿带女,走南闯北,种过田、挖过煤,艰难困苦考验了我,也磨练了我,现在我觉得任何生活都能应付得了,心理上经得起各种考验。

   科大有一项调查显示,有11％的学生有心理障碍,怎么说呢？有个奇怪的现象可以说明,科大每年有贫困补助百十万,还有政府助学贷款,但是学校的钱用不了,学生爱面子,家长爱面子,认为享受贫困补助就是吃救济,孩子抬不起头来。这种脆弱的心理,将来怎么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

   记者：这种忆苦思甜可能离现在的学生过于遥远了,是不是科大也有不少现象令你感触很深？

   汤洪高：科技大学每年开学时,虽然只招收2000多学生,但是周围半个城的宾馆,1万人的床位都得订下来。现在包括农村在内,一个学生只有一个人来送的很少,最多的有7个人来送一个孩子。更有甚者,妈妈怕孩子不适应,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两三个月。妈妈看到孩子上体育课很辛苦,就买了饮料、香蕉躲在阴凉里,等孩子一下课,就跑过去。还有父母专程跑到学校,帮助孩子洗衣服,干杂务。父母来了,牡丹卡一下子就打进两万元。家长现在对孩子的干预太多,学英语、学钢琴、学芭蕾；有的家长则让孩子一门子应付考试,其余的什么都可以不做；有的家长花100元买票,去体育馆听“高考状元谈高考”,我反对这种做法,这些学生只经历一次高考,如果再让他考一次,未必还是状元。家长最应该做得的就是给孩子吃苦锻炼,让他孩子自己成长。我们不是说现在生活好了还要孩子去吃苦,而是说要让现在的孩子具备吃苦精神,即使家庭富裕了,也不能放松对他的要求。

   汤洪高简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晶体物理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39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6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66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生毕业,1979年到1981年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哈尔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后来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机械研究所工作,1990年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1993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兼研究生院（北京）院长、1998年开始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汤洪高长期从事晶体物理、晶体生长、光学特性、激光技术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科委、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多项重大研究项目,取得一系列具有重大开拓和创造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等。(青岛日报 200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