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32位院士的参会成为本届海洋节最大的一个亮点。这些院士中,除了中科院海洋所的曾呈奎院士外,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就是来自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建康了。

   1980年,刘建康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被称为“吴江才子”的科学家在生态学领域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直到今天,他仍然亲自做实验,固守在科学的前沿。

   84岁高龄的刘老神采奕奕,在海天大酒店,他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过去我们忽视了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吃了很多苦,现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海洋是青岛的财富。青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海洋经济和海洋保护要协调发展,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记者：作为国内的生态学资深院士,您能讲讲普通意义上的生态学是个什么概念？

   刘建康：人类文明主要集中在淡水领域,世界的河流、湖泊、水库、溪流和湿地提供了大部分饮用、农业、卫生和工业用水,同时也是大量鱼类、两栖类、水生植物、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的栖息地。

   那么生态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俗地讲,生态学科的范畴就是要了解生物的生活规律,它生长多快呀,吃什么东西呀,怎么繁殖呀,以及与其他生物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生态学的研究范畴就是生物与其他生物以及生物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这其中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又包括污染、温度、盐度、潮流等。

   生态环境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密不可分,无论是鱼、虾、贝、藻,还是所有其他的生物资源,我们认识并鉴定它,之后再合理开发它,利用它,这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过程。还有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要,很多事情我们做过后才发现有很多后患,过去我们忽视了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吃了很多苦,现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记者：青岛是一座海洋科研城市,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保护是不是一对矛盾的话题？

   刘建康：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设在青岛,我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的名誉理事长,所以对青岛的发展很关心。青岛是海洋科学城市,全国一半以上的海洋科学家都在青岛,海洋科研、教育、人才的力量都汇集在青岛,青岛发展海洋科技非常有条件,海洋是青岛的财富。

   山东是海洋大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你们的发展战略。但是发展海洋经济与保护海洋环境并不是一对矛盾的话题。海洋要合理利用,但是不能无限制地开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海洋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的气候、洪水、暴雨、干旱等等都跟海洋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海洋上空的温度上升引起了海流的改变,海流改变又引起大气环流变化,所以说海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现在正在设法研究掌握这些规律。从我们生态学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大的生态循环。生态学的观点就是万物间都有关联,彼此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海洋经济我就不用多讲了,你们叫以海兴市,发展海上旅游、海水养殖、海洋药物以及促进海洋科研成果转化等等,你们现在正在做并且很多做得也都不错了。但是海洋资源的开发是要有限度的,海洋经济和海洋保护要协调发展,不能说为了保护海洋就不发展经济了,一味地发展经济而不注意生态的保护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培养海洋意识,从幼儿园小学生开始培养这种意识。不只是科学家、政府人员要明白,要让百姓也从心里接受、认同。怎么保护海洋呢？比如说禁渔期,就要有科学的依据,要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促进生态平衡,什么时候禁？禁多长时间？制定了法规就要执行,不执行就等于零。

   另外就是海洋污染,自然的污染我们不能控制,可人类自身的污染比如海水养殖污染、工业废水污染、石油污染等近年来也很严重,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规范自己的行动,想方设法来治理,科学制定政策,科学地管理好我们的环境,这其中政府、普通群众、科学家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我们要珍惜我们拥有的这片海,我们造成的污染影响了海洋,海洋又影响了人类本身,所以讲人类污染环境就是祸害人类本身。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球的重视,据说我们的六六六农药在南极的海洋上空都有,从哪来的,从空气中飘过去的,我们可能以为很远的距离,不可能,其实从生态学角度来讲,地球就是个小空间。

   现在我们申奥成功了,在青岛也有一块金牌要争夺,所以青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环境方面,青岛还是不错的,但是一定要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过去青岛叫绿树红瓦,碧海蓝天,这一次我们来青的院士们都谈到了,青岛的树越来越少了,全国的绿化标准是40％,可青岛的标准却是20％都不到,这似乎就要努力了。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观念,“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已被世界各国学术界和政府所广泛接受,我现在走到哪里都要呼吁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我们的无限制开发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遗憾、欠下债记者：从生态学角度来讲,可持续发展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生态环境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刘建康：生态学研究的所有问题宗旨只有一条,就是要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发展战略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们按生态学规律办事。生态学规律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相互制约与相互依赖的规律。以食物链（网）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生物间的相互制约作用,使生物保持数量的相对稳定,这是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黄鼬和蛇是鼠类的天敌,滥捕这些天敌必然导致鼠害的失控。

   物质循环转化与再生的规律。自然界通过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非生物成分,一方面不断地合成新物质,一方面又随时分解为原来的简单物质,重新被植物所吸收,进行着不停顿的新陈代谢作用。但是如果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过于强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调节限度,就会出现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物质循环失调现象,给人类造成严重的后果。举例说大家知道含有毒物的工业废气造成的酸雨,就会给农作物和人体的健康带来危害。

   物质输入输出的动态平衡规律。当自然生态系统不受人类活动干扰时,生物体一方面从周围摄取物质,另一方面向环境排放物质,对于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来说,物质的输入与输出总是平衡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国许多湖泊海洋由于污水排入,已进入富营养化状态。

   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规律。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生物给环境以影响,反过来环境也会影响生物,最后获得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结果。如果损害了生物与环境相互补偿与适应的关系,我们知道的毁林开垦,围湖造田,自然界就会对我们和子孙后代进行报复。

   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自然界中存在的、作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环境资源,在质量、空间和时间等方面,都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能无限制地供给。过去我们曾一度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就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

   现在看来,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观念,“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已被世界各国学术界和政府所广泛接受。所以我现在走到哪里都在呼吁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我们的开发利用给我们子孙后代造成遗憾、欠下债,我们呼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好的发展空间,使我们的文明社会能够继续下去。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工程、海上捕捞等等,往往能引起很多意想不到的大问题。但是我们的专家就能提前考虑到这些,所以要论证这件工程能不能上马,权衡利弊,这些项目的破坏性有多大,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多少,这些可行性的论证非常有必要。

   三峡大坝建造之后的影响很多,我们的论证过程长达12年。后来我们获得了我国湖泊和长江生态系统研究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就成为论证长江三峡建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主要依据记者：您主持过三峡大坝工程的生态论证,这一论证对后来三峡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刘建康：1980年我们成立了三峡工程生态论证小组,开始在长江流域进行调研,到三峡工程竣工,论证过程长达12年。

   长江搞三峡大坝是上个世纪的一项大工程,当时上上下下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那就得分析论证啊,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有利影响而忽略了它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就要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充分论证它的可行性,后来确定其意义非常重大,权衡之后还是要建。

   三峡大坝建造之后的影响很多很多,包括泥沙的沉积,航道的改变,水流的流态是非常复杂的,说不好水流中的泥沙石头就会沉积下来,堵塞航道,泥沙沉积后水库就没有用了。另外还有对生物的影响,就说长江里的主要鱼种,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建坝后对这四大鱼类的产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蓄了水之后,很多流域的水就是冷水,在这样温度的水里的鱼类是不产卵的,等到温度高的时候它的产卵期又过去了,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考虑,为什么论证来论证去,就是要辩论这些问题。

   当然后来从防洪、航运、发电等各个角度考虑还是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主要是发电,发电创造的价值对于我们的发展关系很大,所以考虑不利影响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与所得到的利益相比利益要大得多,这样的项目还是要上的,但是如果你预先看到了很多问题却没有取得预防的措施,产生破坏以后再来补救那损失就大了。

   我参加了论证,当时是生态组的副组长,项目名称就是三峡工程对于水生生态的影响,对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进行常年调研。当时的论证几乎就是辩论的过程,很吵的,各自讲理由,正面讲正面,反面讲反面,搞得脸红耳赤。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实验场,取水,放水,看水温降低几度,有时候为了取得一个实验结果要一次次地去做这个实验,为什么呢？如果不去仔细的论证,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且对于生态的影响不同于其他的影响,它很深远,很难补救回来的。后来我们获得了我国湖泊和长江生态系统研究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就成为论证长江三峡建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主要依据。

   科学不是靠权势和权威,而是靠真理吃饭的。科学家就需要这样一种恬淡的心境,总想着名与利,搞不了科学。这是人生观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条件再艰苦都能呆得下去记者：您在刚刚结束的海洋论坛上演讲的论文听说是研究了10多年的一个成果,您的一生有很多著名的科研成果,都是需要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研究吗？

   刘建康：武汉东湖的这个项目研究了十多年,是在前年才真正有了结果的。

   东湖的环境污染非常厉害,老百姓都知道,一到天气转暖,就大量生长,整个东湖都盖满了厚厚的蓝藻,这个东西你不管它也就罢了,但他们是大量的生,大量的死,一到死的时候就臭得要命,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恶臭,老百姓都受不了他们,环境破坏得厉害,游泳出来全身都是绿的,而且它生长,腐烂都大量地消耗氧气。这个课题从80年代我们就开始研究,到1985年生长多年的蓝藻突然不见了,为什么自然消失了呢？当时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对东湖的水环境都很感兴趣。国外有很多说法,我们认为都不对,1989年我们做实验,1990年、1992年、2000年连续做实验,后来证明是鱼的关系。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因此被揭开。我们做的是围隔实验,一些养了鱼,一些没有鱼,养鲢、鳙鱼的水域里不出现水华,鲢鱼、鳙鱼吃掉了导致水华发生的藻类,还改善了水质。2000年我们的英文论文直接发表到国外,引起了很大轰动。蓝藻污染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有,都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掉,我们研究得很成功,我们叫它生物操纵法,这项研究成果已在滇池、巢湖水污染治理中得以应用。这项成果后来还获得了国际湖泊生态学大奖―――　 第九届日本琵琶湖生态学奖。

   科研工作就是这样,搞出结果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很多时候寻找科学根据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实验之初,持两种观点的人也曾经产生了争论,不相信是鱼的关系,观点不同,没关系,停止争论,再实验,再找证据。所以科学就是这个样子,不是靠权势和权威,而是靠真理吃饭的。科学就是要不断有新的发现,但这些发现不能随便说,必须要通过实验来证明。

   我研究的项目比较多,1944年时就发表了鳝鱼定期从雌性变为雄性的论文,一生下来全是雌性,产完卵后变成雄性,这个研究持续了好几年,我发表这个论文之后几年,国外《ＮＡＴＵＲＥ》杂志才发表文章也提出了这个理论。当时还在抗战时期,大家都没有心思管这个事情,但在国外却引起了轰动。解放以后我们对长江上中下游的生态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调研,我是总负责,后来主持编写了一本书,关于长江鱼类的。当时在梁子湖上呆了几年,国外是没有中国的资料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梁子湖上住了两年,最后我们还是把中国长江的生态学资料建立起来了。

   研究长江鱼类时刚刚建国,科研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都感觉很好,带一个小收音机,梁子湖上没有电,点汽油灯,大家一边实验一边学俄文,我还教他们英文,感觉生活非常愉快。科学家就需要这样一种恬淡的心境,总想着名与利,搞不了科学。这是人生观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条件再艰苦都能呆得下去。

   我一心读书作学问,寻求知识报国,后来报考了东吴大学生物系。如果说那时选择这一专业纯属无意的话,现在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职业了记者：当年您是怎么选择了生态学作为您一生的职业的？

   刘建康：我是江苏吴江人,很小便到了上海,也接触了不少外国人,那时候外国人很不讲理的,我一心读书作学问,寻求知识报国,后来报考了东吴大学生物系。大学四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成都,东吴大学当时有不少老师在成都开课,这样1938年,我毕业后又考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当时在四川重庆不远的北碚,之后我很顺利地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

   我年轻时的英文就不错,这是因为从小我读的就是教会学校,这一点我是占了便宜的,后来在读研究生期间,四川有个英国人叫李约瑟很有名,抗日战争外国人在中国搞细菌战的时候就是他帮助我们做实验拿出了证据,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考了中英庚子款公费留学,因为抗战没有结束,就暂时留在国内,这时候,李约瑟到北碚来参观我们相识了。抗战胜利后李约瑟帮助我把硕士毕业论文寄到了加拿大,这样我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两年后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为什么选择生态学？东吴大学当时很有名的两个系,一个是生物系,另一个就是法学院,当时审判日本战犯时的国际大律师就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后来1949年我回国后回到了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3个月后中国解放了,我们就改成了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后来搬到了武汉,现在的青岛海洋研究所中的一部分也是从那里迁出来的。

   我和曾老（曾呈奎）在1946年就认识了,当时我在美国的生物研究所工作,曾老就来看我,我们已经有50多年的老交情了。1980年第一次实行院士选举,我和曾老是一批。现在我们又在海洋湖沼学会共事,学会事务方面联系较多。

5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生态学的研究,如果说那时选择这一专业纯属无意的话,现在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职业了。我不是国内生态学的元老,我的老师叫伍献文,他应该算是国内生态学的奠基人,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岳父,他早已经过世了。　　（稿件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刘建康简历：鱼类学家、淡水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17年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7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博士学位,随后相继在美国麻省实验细胞研究室与斯密司学院任研究员,1949年2月回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东吴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鱼类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

   刘建康从事过“鳝鱼的性逆转”、“简螅生殖”的基础研究；首次科学地提出了饲料种源和系数；通过研究使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淡水鱼类生态资料；80年代先后指导并实际参加了梁子湖和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的常年调研,取得了大量和系统的资料,成为后来论证三峡工程对鱼类生态影响的主要依据。他独立研究“揭示鳝鱼定规性由雌转雄现象及性线组织改变”；先后主持、参与“武昌东湖渔业增产试验”等。他主编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被列为农业领域的当代科技主要著作之一,曾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青岛日报  200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