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这天，记者前往泉州，对此案发生的情况和神奇的追捕经过进行了细致的采访—————

　 借银行巨款做私家生意

　 从福建南安走出来的黄安建历经多年的打拼，1993年终于当上了工商银行泉州开元分理处的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时年37岁的他雄心勃勃立誓要创出一番大事业。他先是与朋友尤某在泉州市区合开了一家酒店，后来又找到好友周某等人，共同合办一家人造花厂。

　 然而，一年下来酒店和人造花厂经济效益并不理想，黄安建急于要赚大钱。此时有人提醒他，平时帮别人贷款有恩于他人，何不向那些贷过款的人借点钱周转一下。这话使黄安建想起在晋江市安海灵水机械厂任厂长的汪冬凯，黄安建曾帮其贷到了150万元人民币。

　 黄安建找到汪冬凯，谁知汪冬凯连还贷的能力都没有，更别提闲置的资金了。汪冬凯告诉他可以借银行的名义到外面揽存资金到自己名下使用，待赚到钱后马上归还就行。

　 1995年4月，黄安建获悉某农业信托公司驻厦门办事处有一大笔闲置的资金可供拆借。由于对方强调一定要国家银行才肯拆借，这样，黄安建不费吹灰之力便从信托公司手上借到了400万元人民币，双方私下约定期限半年，月息为2％，但协议书上仍按照国家利率签订，利息差额由信托公司先行扣下，然后将款汇在开元分理处汪冬凯的机械厂户头上。钱汇出后，黄安建的酒店和人造花厂占用了100万元。

　 然而半年后资金到期，两人的工厂和酒店仍然经营亏损，连拆借来的400万元都亏损过半。汪冬凯建议他再借一笔资金还掉厦门农信的钱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黄安建只得又以同样的办法从厦门一家证券公司拆借到500万元，仍然汇在汪冬凯的账号上，还了拆借款后，黄安建将剩下的钱用在了自己的酒店和人造花厂。

　 后来，黄安建看到两家企业的亏损实在已无法扭转，只好提出退股清债。不久，黄被调到工商银行泉州市浮桥分理处任主任。

　 一年间揽存5000万

　 1996年4月，经人介绍，黄安建认识了一个名叫杨光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后，黄安建得知杨光是安溪县凤城人，是一个在社会上很玩得转的人，他的名片印得很唬人，黄安建对他的经济实力深信不疑。确认已得到了黄安建的信任后，杨光便向黄提出由黄设法高息揽存弄钱然后转借给他的意图。

　 由于汪冬凯经营不善，导致向厦门某证券公司所借的款项无法还清。该公司的业务人员追到黄安建的办公室，称若再不还款就要将其违规操作的事向他上级反映。黄安建为了填补窟窿，他决定继续到别处非法拆借资金来应急。于是他找到杨光，两人商定：由黄安建用银行名义高息揽存，然后转贷给杨光，利息差额由杨承当。

　 1996年5月下旬，杨光与黄安建来到福州，找到了福州某实业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某商谈招揽存款的事。由于黄安建出的利息高，又是工商银行揽存的，因此双方很快谈妥。

　 从1996年6月到1997年7月一年时间内，由杨光、汪冬凯等人介绍，黄安建实施操作非法揽存到17笔款项，总计5400余万元。加上此前厦门的农信和证券两公司的那两笔款项，就有6300余万了。这么多的拆借款除了500多万元已用来支付利差外，剩余的全被他自己和杨光、汪冬凯等人瓜分掉了。

　 东窗事发逃往菲律宾

　 黄安建在实施犯罪的同时，悄悄让菲律宾朋友寄来邀请他去旅游的信，申请了因私出国护照，做好了随时潜逃的准备。

　 1997年6月5日，福州那家实业公司的700万元存款到期，该公司的新任办公室主任张华催促多次未见还款，于8月20日亲自来到泉州催促黄安建还款。却被告知黄正在深圳办事，张华便找黄安建的上级———工商银行鲤城支行汇报。支行发现这笔存款并没有入账，于是向泉州检察机关报案。

　 得知泉州这边东窗事发，早已办好菲律宾签证的黄安建马上从深圳进入香港，踏上了菲律宾的逃亡之路。

　 到达马尼拉后，黄安建化名许顺。为了长期在马尼拉住下去，他用高价买了张菲律宾的假身份证，后来还搞了个金融中介机构，挣点中介费度日。

　 1998年，黄安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杨光已经在深圳被捕，汪冬凯也被拘留，本想和家人联系的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久，他得知那些被骗的存款人将自己所在的工商银行泉州鲤城支行告上了法庭并且胜诉，使该行蒙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

　 警官以旅游者身份跨国追捕

　 泉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受理此案后，经多方努力，从杨光等人那里追缴了900万元赃款，但绝大部分款项仍无法追回。而且由于黄安建在逃，无法给已经被捕的杨光、汪冬凯等犯罪嫌疑人定罪，致使公安机关不得不将其取保候审。

　 福建省公安厅和国家公安部均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公安部还对黄安建核发了通缉令。经过两年多的耐心布控，终于在今年春节期间，专案组布置的国外工作关系人反馈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黄安建逃亡国外所用的化名和他在菲律宾的活动区域。泉州市公安局决定派该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高锋凯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菲律宾侦查。由于高锋凯并不认识黄安建，支队请了工商银行一名认识黄安建的监察干部王斯伟与高锋凯同行。

　 今年3月27日，高锋凯和王斯伟到达了马尼拉，选住在黄安建落脚区域范围内的王彬街第一旅社。当晚，高锋凯和王斯伟便开始摸查王彬街这一区域的情况。次日，他与王斯伟刚从外面调查情况回来，极为意外地在电梯口，与正在奔忙替人搞中介的黄安建相遇。由于高锋凯早已设计好了方案，王斯伟见到黄安建时很自然地对黄说自己是受族人之托，来菲律宾邀请同宗族人清明节回国祭祖的，并介绍说高锋凯叫陈强，是同乡会的组织者。

　 王斯伟在黄外逃前只是银行里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文员，所以黄没有想得太多。而此时的高锋凯，心情之激动简直无法比喻———自己侦查了两年多的犯罪嫌疑人就出现在眼前，身在异国的他却无法直接行使警察的职能！于是他装出一副老乡见老乡的热情与其寒暄，当黄安建问及他俩住在哪里时，高锋凯便把自己与王斯伟所住的402房间号告诉了他，并请他有空来坐坐。黄安建出于礼貌，也告诉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引蛇出洞智捕逃犯

　 然而，狡猾的黄安建回到住处后即打了个电话过来试探虚实，得知他俩真的住在402房，才放下了心。

　 稳住了黄安建之后，高锋凯马上打越洋电话将情况汇报给泉州市公安局领导，按照领导的指示和安排，高锋凯迅速找到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请求帮助。我国驻菲大使马杰一听警方追捕的在逃犯是个银行巨蠹，立即表示一定支持。第二天，高锋凯来到我国驻菲大使馆，马杰大使亲自出马与菲律宾移民局联系，并与之进行了高难度的磋商和协调，菲律宾方面最后还是决定派移民局威廉·奎达多科长亲自带领警员组织行动。

　 可是，黄安建的真实住处高锋凯并不知道。那么该用什么办法诱捕黄安建呢？如果打电话邀请黄安建到402房来坐，这很容易引起他的疑心，再说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抓人又很不安全。用别的借口约他去别的地方下手，这对狡猾的黄安建来说就更不行。高锋凯最后决定改变住宿地点，并以此为借口告诉黄，然后看情况再决定下手方案。于是他俩当晚就搬到了假日大酒店住下，然后给黄安建打了个电话告知已搬了住处。不想黄安建听后说他马上就过来拜望。这时，高锋凯考虑到，如果现在就让菲律宾警察前来埋伏，很可能会被黄安建发现或撞上。最稳妥的办法是等黄来到之后再打电话叫菲律宾警察来。

　 于是高锋凯马上向菲警方打了个电话，约定了黄安建来到之后火速前来擒捕的暗号，然后他把手机藏到了卫生间，穿上了浴衣在等候。

　 约莫半个多小时后，黄安建果然来了，寒暄了几句后，身穿浴衣的高锋凯说先洗个澡。黄丝毫未疑心地说请便吧。高锋凯一进卫生间，立即用手机拨了个号码给菲律宾警方。等他“洗完澡”出来还不到三分钟，警察已敲响了房门。当高锋凯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时，黄安建瘫倒了。

　 境外遣送一度陷僵局

　 被捕后的黄安建被菲律宾移民局单独关押在一间普通的拘留室里，看守力量非常薄弱。高锋凯见了很不放心，于是他白天通过国际关系向菲方办理押返手续，晚上就守在看守室里，寸步不离。

　 然而没想到的是，当菲律宾警方在搜查黄安建的住处时，竟发现黄安建曾在1998年非法购买两本其妻和儿子的菲律宾假护照。按照菲律宾的法律，购买假护照者可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黄安建就必须留下来接受菲律宾的法律审判。这样一来，遣送工作便陷入了僵局。高锋凯得知后，赶紧通过马杰大使和在菲律宾的各种关系，向菲方说明黄安建在中国所犯的罪行要比买假护照严重得多，而且他作为主要犯罪嫌疑人不归案的话，本案就不能审结等情况。最后，菲律宾警方还是同意让中国方面把人遣送回去。

　 3月30日中午，押送黄安建的682次国际航班从菲律宾飞抵厦门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