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只要读过这首“砍头诗”，便很难忘记夏明翰。

　 1928年3月20日清晨，汉口余记里刑场，反动桂系军阀即将在这里杀害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夏明翰。最后时刻，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遗言，夏明翰高声说：“有，拿纸笔来！”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令所有仁人志士血脉喷涌的就义诗。

　 这位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并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作过毛泽东秘书的革命先驱，以他28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我党历史上重要而壮烈的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争急

　 五四运动期间，夏明翰等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响应省学联的号召，发动罢课、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他带领的一个演讲团，经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他还曾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主编和发行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1922年，旨在培养党、团骨干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为革命青年补习文化。夏明翰担任学校的教务主任，何叔衡、毛泽东则分别担任主事和指导主任。

　 同年10月，夏明翰和罗学瓒按照中共湘区党委的指示，领导和组织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迫使长沙县知事宣布削减车租。

　 1926年12月，夏明翰与郭亮共同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和工人联合代表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明确指出了农民的斗争方向，同时严厉斥责所谓“惰农运动”的反革命宣传。大会通过了夏明翰、易礼容和柳直荀共同起草的40个决议案。决议案明确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等问题，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迅猛发展。

　 1927年8月，毛泽东从武汉赶回湖南，同省委商量并制定了秋收起义的计划，夏明翰负责起义联络工作。他还征得组织同意，派弟弟夏明弼、夏明震和妹妹夏明衡到基层组织起义。他的弟妹均在起义中先后英勇牺牲。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转向井冈山，着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夏明翰则奔赴平江、浏阳两县，继续组织暴动，以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期间，他曾亲自带领只有一支枪的浏阳县暴动队，智取地主武装北圣仓团防局，夺取步枪40多支。

　 1928年初，夏明翰被派赴湖北省委工作。他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克服困难，成功制止了瞿秋白等不顾敌我形势、盲目决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年关暴动”。这时，反动派搜捕日紧，夏明翰先送李维汉乘船回上海，回到旅馆准备转移时，因叛徒告密被捕，两天后遇害，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绝笔诗。

　 多情何必不丈夫

　 诗言志。夏明翰的另一首诗同样壮志凌云：“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时，夏明翰在一张载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民国日报》上写的。

　 夏明翰的确是一个豪气冲天的血性男儿和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他反对军阀统治，看到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送给爷爷的条幅，一把就给撕碎；为了探寻真理，追求理想，他不愿依赖封建高官门庭，爷爷为此把他关在屋子里，他毅然用斧子砍破门窗，闯出夏府，投奔革命；大哥要为杀害工人领袖的刽子手说情，夏明翰对大哥说：“你若为他讲半句话，你就不要再踏进我这门！”被捕后，连续受到严刑拷打，他只是怒斥审判官。

　 但正如谢觉哉所说的：初看到夏明翰，疑其粗豪难近，不久认识了，与所想相反。作为一个革命者，夏明翰并不仅仅是铁石心肠，“杀气”冲天。相反，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

　 他也有充满悲情的诗歌，在工人领袖被害时他挥泪写道：“江上的白云，一层一层，堆上来。抬头望去，简直分不出东西南北。”每次提及所爱的湘绣女工郑家钧时，他总是甜蜜地连连说：“家钧好，家钧好。”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送给他们的婚庆对联，描绘出夏明翰夫妻的至诚相爱：“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在白色恐怖笼罩，革命者随时可能遭到屠杀的时候，夏明翰为了坚定妻子对革命的信心，用十几个铜板买了一个小红珠，送给郑家钧，并说：“我赠红珠如赠心，希望君心似我心。”在监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后，他还用颤抖的手，拿起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和大姐写了最后的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他深情地印上一个带血的唇印。

　 记得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何必不丈夫。夏明翰同无数先烈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亲可敬的儿子、丈夫、父亲或朋友。为了革命的理想，他们可以背叛家庭，抛弃财产，甚至献出生命。他们同所有人一样，热爱生活，眷恋亲情。就像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可以高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思念妻子时，他同样满腔柔情，却只能在信纸上印上深情的血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