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的一个小广场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8人，代表了约40名党员。赵世炎向卖茶水的法国老太太租了18张椅子，在小广场上围成一个圆圈，没有任何装饰，代表大会就这样简单地在露天里开始了。

　 坐在其中的一个，就是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刘伯坚。

　 1920年前后的欧洲，革命风暴此起彼伏，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靠近苏联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及介绍十月革命的报纸杂志，大量公开出版发行。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追求真理、矢志救国的刘伯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2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不久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支部，参加“少共”的党员全部转成中国共产党员。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成立，把旅欧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华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中共旅欧总支部还有计划地选送了一批同志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学习，1923年11月，刘伯坚等十余人赴莫斯科。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将军到达莫斯科。刘伯坚等人以《前进报》记者身份拜访了冯玉祥将军，刘伯坚向冯玉祥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并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玉祥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主持政治部的工作。

　 负伤落入敌监狱

　 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刘伯坚等人，在回国当天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为了把西北军这一支军阀队伍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军队，刘伯坚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另一方面是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或军政干校，培养军队的骨干。

　 1927年，刘伯坚离开了公然投靠蒋介石的冯玉祥。1931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并于同年策划指挥了宁都起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在中央分局军委工作，坚持敌后斗争。

　 1935年，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赣南机关、部队陷入敌人重围，刘伯坚左腿负伤，落入敌人魔掌。在移狱的路上，敌人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从繁华的大街走过，刘伯坚气宇轩昂地拖着沉重的脚镣，昂起不屈的头，从容地走过大街，并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诗》“……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死后英名留人间

　 刘伯坚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敌人惧怕真理声音的传播，审讯往往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中途停止。他们把我党被俘的同志押送到庭，逼刘伯坚供认。刘伯坚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不认识他。”

　 刘伯坚被捕后自知定死无疑，在狱中连续写了几封感人肺腑的家书，谆谆嘱告亲人要继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坚定信念。

　 1935年3月21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为什么要葬在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笔，刘伯坚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给大嫂，另一封给他夫人王叔振。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由现在保存的原件可以看出，这些在烈士临上杀场前写就的家书，文笔流畅，字迹潇洒，正气凛然，镇定自若，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工作时的字迹和笔划一模一样。

　 刘伯坚虽然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的英名却与他的《带镣诗》一起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