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过80高龄的他谈论起自己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乐观。在中国的63年里，傅莱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有一点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永不懈怠的革命理想。

　 漂洋过海来中国

　 1938年，19岁的奥地利年轻革命者傅莱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坐上通往东方的船，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当时无需签证的中国上海。离开维也纳时，傅莱对送行的同志说：“我出国后，一定要做有利于奥地利人民解放事业的事情。”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奥地利职员家庭中的独子一离开就是一辈子。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延安，经聂荣臻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这位有着五十多年中国共产党党龄的老战士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承担着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的工作。

　 6月底的一个周末，在京城北四环一套红色的独家小院里，来自奥地利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傅莱同志坐在我面前，当年英姿勃发的青年傅莱如今已是满头银发，讲一口吐字清晰流畅的中国话，惟一没有改变的是那1．90米的身高，与众不同的蓝眼睛和高鼻梁。“我的日子安排得很满，下周一还要去卢沟桥抗日战争博物馆开会。”

　 与柯棣华共事过

　 那过去了许久的岁月随着他缓缓讲出的故事展现在我眼前。

　 回首当年，傅莱记忆犹新。“我刚到中国时，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门诊部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很多从欧洲逃亡到上海的人得了猩红热，我负责照料他们。”心中的理想使傅莱一边工作，一边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我到中国参加革命，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说。

　 经过北京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傅莱终于在妙峰山脚下与前来接应的同志会合。“那是一个秋天，我穿着一件皮衣，领路的战士带着机关枪在山上跑，累得我一身大汗，晚上一到老乡家就倒在炕上。第二天醒来一起身，听到身上的皮衣发出一阵响声后就烂成了碎片。火炕太热了，把皮衣给烤碎了。”

　 傅莱终于找到了实现革命理想的方向。凭着他掌握的医疗卫生特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被安排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和柯棣华一起工作。“那时候，组织上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工作。打仗的时候，我们就抢救伤病员，我有时候也上战场参加救护，但组织上总是安排我呆在医院里。敌人不来扫荡时，我就搞教学工作，给干部战士还有乡亲们看病。那时，老乡们种地没有牲口和肥料，部队就动员我们去拾粪。那时的生活非常苦，没有什么粮食吃，我最初住在老乡家，他们给我吃黄豆当饭，大家都用筷子，我夹不起来，掉在地上的豆子比放在嘴里的还多。后来到部队上，吃小米、玉米、黑豆，打胜仗的时候会有一些战利品改善伙食。组织上很照顾我，每个月还能让我吃一次肉，一年吃一顿饺子。”

　 “这些苦我扛得住，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心。”

　 终于见到毛主席

　 倔强的傅莱为了克服教学工作中不懂中文的困难，坚决不要翻译。“我不要翻译，否则一辈子也不会中文。我请人把外文讲稿的每一个字都标上汉字及拼音，学会一个一个字地去读，直到别人听懂为止。为了45分钟用中文讲课，我背课需要8个小时。那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睡过觉。学生们喜欢我的课，因为我讲中文经常出笑话。我的中文在工作中不断提高，终于在学习中文半年后，我在一天夜里做梦和别人吵架，用的竟然是中文。其实，中文还是比较好学的，没有格、性、时态的变化。”

　 1943年，一场疟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蔓延，90％多的部队官兵和老百姓都在打摆子，傅莱也染上了病。“那时候药品奇缺，有时连一点药都没有了。只有用盐和酒给伤员治病。一点点可怜的治疟疾的奎宁无法治疗这样多的病号，我就想办法找中医研究，开始用针灸的办法治疟疾，还教部队的战士和老乡用缝衣针自己扎穴位。”

　 “这种土办法普及到部队，真的控制了疾病的蔓延，使很多病人恢复了健康。这件事还通报了全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后来我去延安工作时，见到毛泽东主席，他还谈到这件事。”就是在延安的日子里，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是怎样一种信念使傅莱一直坚守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前沿？他难道就没有想过那遥远的奥地利美丽的家乡？热爱音乐的奥地利人在没有音乐的战场上想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收音机，听不到音乐，听得最多的是炮声。我顾不上想家，想得最多的就是何时解放，最关心的就是我的伤员何时痊愈。”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莱来到张家口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一面教学，一面搞科研，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菌种和部分资料，成功地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解放区外伤用药紧缺的状况；他还以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不失时机地从山东沿海将许多医用物资运回华北解放区。随着解放战争的激烈进行，傅莱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参加了著名的第一次太原攻坚战和天津战役，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抢救了一个又一个伤病员的生命。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声中，他跟随邓小平，从华北被派往大西南，从事卫生管理和教学工作。

　 申请加入中国籍

　 解放了。傅莱，这位与中国人民一起，为新中国的解放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年轻人30岁了。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要不要回奥地利？“我想，还是把国家建设好一些再说吧！我要做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

　 就在这一年，他提出加入中国籍。“和30年代一起参加革命的朋友相比，我最满意的是，自己忠于革命的理想始终没有动摇过，革命意志没有衰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令人失望的地方，对得起人民。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傅莱给自己作出这样的评价。

　 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由于缺乏营养，傅莱的腿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浮肿着。在“文革”期间，他钟爱的医学研究和情报工作被中断，他甚至还被怀疑为“希特勒派遣小集团”嫌疑犯……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建国五十多年来，无论是担任重庆卫生局的顾问、在重庆医学院教学，还是后来调往北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情

　 报所工作，他都以满腔的热忱和忘我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70年代末，我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建设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傅莱作为情报所副所长，出任了项目主任。他和同志们一起，苦苦探寻中国特色的生物医学情报和网络的现代化道路。他多次出国考察，购置设备，组织培训，还跑遍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在中国工作了20年后，傅莱终于在四十多岁时，在阔别了祖国24年后，浪迹天涯的游子带着妻子回到了

　 奥地利。“当时我父亲去世了，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我就把她带到了中国。但是，她不习惯这里的生活，连她习惯喝的咖啡也没有，后来她又回到了奥地利。”这一别就是永诀。

　 历经沧桑不言悔

　 1985年傅莱退居二线，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情报所名誉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他始终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对中国的热爱体现在具体的实际努力之中。几年前，傅莱又一次回到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看到当地的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富足的好日子，心里非常痛苦和伤心。他向当地的领导说：“当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哪里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

　 看着傅莱那满头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我问他的人生信仰是什么？他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哪里？“人活着一定要有信仰。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天塌下来，共产党也垮不了。从它走过的80年历史来看，它能够解决自己的各种问题。但是现在令我担心的是，腐败问题正在腐蚀着我们的党。我最讨厌的事情是弄虚作假，我最反感的字是‘神’。这么多唯心主义的名称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是为什么？”

　 告别傅莱时，他握住我的手问：“你准备撤退了吗？”说话的口吻，还是一个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