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说，从去年4月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以后，曾经风光一时的．COM公司大量倒闭，到了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一些老牌的信息通讯产业的企业也开始纷纷大量裁员，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观念，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黯淡。吴敬琏认为，现在下这个结论为时过早，相反，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对中国来说，面对的反而是难得的机会，疯钱跑了，傻钱缩了，聪明钱留了下来等待机会。

　 对此，他的解释是从过去一个世纪看，每一次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都会出现经济的某种波动———在它发展初期，容易出现非理性躁动，泡沫越大，影响越深———但从长远看，都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在网络股泡沫生成过程中，网络及相关企业对前景估计过高，大量投资，超买设备，泡沫破灭后，过去超买的设备又会大量回销到市场上。经过一段时间调整，经济将恢复正常。新技术、新产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在长期中体现，到目前为止，技术革命在中国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他阐述了三点理由：作为后进国，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正处在成长期，发展空间还非常大。网络股烧钱运动，主要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网络泡沫始于去年初，在纳斯达克崩盘后持续了近1个月，只赶上尾巴，泡沫形成不像美国那样大，所受冲击比美国小得多。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那就是过去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获得人才和资本方面与美国有很大差距，现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不振，中国企业在取得人才和资本的机会上将得到改善。三是新经济这一波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估计回升的时间，快则今年年底，慢不过一年。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切实解决高新技术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在谈到如何促使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迎头赶上时，吴敬琏开出了解决问题的“五贴药”。

　 首先，要发挥科技人才的潜力，促进校办、所办、院办企业以及行政机关所属应用开发类机构的“企业化转制”，为专业人员自行创业提供方便。他认为，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分工很细的情况下，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企业难以有效的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并且由于精力外骛和资源分散，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目前国家正在进行的设计院研究院等机构的重组改革，是将其中成百万被旧的体制束缚住的人才释放出来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二是从海外吸引人才，大力改善海外归来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

　 三是要提供更好的“孵化”条件，逐步实现“孵化”服务的社会化。西方国家“孵化”服务大多是由民间资本来提供，我们国家过去则一直采取政府直接操办的方式，而政府操办则不可避免就要受到一些资格信誉认证、项目规划等条件的限制，不能使最多的人有创业的可能；此外，政府操作的市场灵活度不够也会影响高新产业的发展。

　 第四，改善融资环境，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吴敬琏认为，风险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经济界和科技界讨论的热门问题，但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还有欠缺。据了解，现在我国的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额达400亿，其中政府民间各占一半，这其中的运作有许多形式，或由政府拨出一部分资金和民间资本合作，或政府把风险投资拨给民间，由民间投资家去运作，这些形式在目前发展良好。但同时吴敬琏又特别强调了高新产业融资市场的形成问题，提出应当尽早创立“二板市场”的看法。他认为我国急需建立“二板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风险资本退出步入成熟期的创业企业、然后进行下一轮“孵化”准备退出通道。否则，如果没有人给风险投资家“买单”，风险投资的高回报将无法实现。

　 最后，吴敬琏指出，发展新经济，要尽快完善游戏规则，确立法治。就完善游戏规则一事，他举出《硅谷优势》一书中所讲为例：作为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有利的游戏规则、很高的知识密集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开放的经营环境、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有利的游戏规则，因此，中国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确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法治环境。今年，北京首次以立法形式将过去的许多认识都规定下来，在保护创业者权益方面及其他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还应看到，我国在建立法治上要走的道路还很长。本报驻京记者鞠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