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发展,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听他就这两方面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茅于轼认为,如何帮助民营企业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中具有最优先考虑地位的重大问题。如果民营经济能够不被限制地得到发展,能够有几千万个就业机会,我国经济就可以消除许多心烦的问题,社会安定,需求增长,结构合理。因此,同中国目前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些需要解决问题相比,发展民营企业显得更为迫切,近几年全国“两会”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同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是国家经济中的最富有活力的因素。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工业总产值的38%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2%。尽管目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4,国有企业也已经扭亏为盈,但这是靠国家输入大量的血液、通过债转股等多种手段来解除他们的债务的,国有企业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却大多只是停留在脱困的状态下,同时还有工人在不断下岗,同这种现象相比,还有能力吸收更多人就业的只有民营企业,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以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的经济增长能力。
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一系列必备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当属资金的融通问题。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在资本市场的准入方面还限制较多。另外,茅于轼说,从开始的否定到逐渐肯定,现在对民营企业的看法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变,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仍然没有达到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地步,而我国整个社会还存在群体性的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思想观念。1998年国家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把宪法中原有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许多中央和地方的操作性法律、法规中的歧视性内容并未得到全面修改和执行。这种现象现在必须得到进一步解放和更新,以培育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人文社会环境。
近年来,政府在给予民营企业充分发展的空间和领域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由于我国国有经济比例太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方针,国家统计局日前一项报告认为,在“十五”计划期间,国企应从许多竞争性行业大规模退出。茅于轼认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要趋势是规范有所为,扩大有所不为,国有企业的“退”必将大于“进”。这样就会使市场形成一定的“真空带”,这个“真空带”必然为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提供良好、众多的机遇。
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还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沟通交流,茅于轼说,目前我们国家应该切实改进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改进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成立一批真正能代表民营企业利益的行会或工会。目前已经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及私营企业协会,这些协会的产生显露出一个较好的社会发展趋势,因为他们能够代表企业与政府进行对话,吐露企业的心声,从而更好地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茅于轼认为,我国即将要加入世贸组织,要适应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尽快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市场化角度分析,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市场化的程度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过低,暴露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在这一形势下,企业必须要加速自身改革与发展的进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能较快地适应国际化的需求。因此,以后要对国外开放的一些行业和领域,现在要首先对国内进行开放。国家经贸委起草的《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和实施之后,凡对外放开的领域对民营企业也会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对外经营权的限额审批制,会逐步被规定条件的资格审议登记制取代。拿金融业来说,现在民生银行虽然号称是民营企业,但仍属于国家控股,而国家控股则依然具有国有企业所具备的一些弊端,单纯的民营企业则不然,尽管它也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它的生存必须以赢利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极为重视企业的发展,从而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除了如何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茅于轼还就大家都关心的反腐败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近年来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腐败问题由此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认为,如何有效防止腐败问题的产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人们过于相信政府,以为市场出现的问题,政府一来就能解决,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市场有其自身矛盾的一面,的确需要政府来进行管理和调控,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是由人组成,它同样有其力所不及之处。茅于轼说,现在看来,政府可以不管的就不要管,能交给老百姓管的就让老百姓自己去管,通过那些手中没有太多政府权力、能够全心全意为自己所代表行业谋福利的行业组织去处理,政府只是进行一些宏观上的调控即可。他指出,以往人们对政府是处于一种极端的信任之中,腐败产生后,又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自己对自己要有一点怀疑精神。如果不对自己有一点怀疑的精神,相反老是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会很容易产生一些不该产生的问题。另外,政府要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同以前相比,这几年国家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不同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但还需要不断地加强,目前政府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本报驻京记者鞠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