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目前改革的关键还是体制问题，樊纲认为应该把如何推动改革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抓。我国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制度成本、政府成本，企业、个人包括政府每天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人力和财力去和政府的审批打交道，造成资本的大量浪费。在他看来，大多数人一谈起改革，就会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的关键是发展，是技术创新。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情况下，竞争已经被摆在了第一位，竞争的关键就是看谁的生产成本低，技术再新，在这种低效的运作下，也会导致很高的成本，从而降低你的竞争力。从吸引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看，现在大家基本的情况都差不多，可比的就是政府、政策和投资环境，比谁的制度成本低了。

　 其次，技术并非越高新越好。樊纲说，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适当的技术”（ProperTechnology），其涵义主要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技术越“高新”越好；在一定的阶段上，由其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各方面条件所决定，只有某些技术和某些技术构成的产业，对于这个国家或这个企业来说是能够赢利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简而言之，“适当的技术”就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成本条件下使企业能够赢利而不是使其亏损的技术。在“高新科技”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用“高新科技”，特别是那些本身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高新科技，我们的企业往往就会亏损，我们就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为一种由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发明的“高新科技”，我们要利用它，就要比发达国家或发明它的那个公司至少多支付两笔费用：一是新技术的“专利费”。发明新技术的企业除了要收回它的研发成本之外，还要获取高额的创新利润，它有时体现在先进机器设备的高额创新利润之中。第二，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购买技术所需资金的成本也会比别人更高。这样，我们利用这一技术的资本、技术成本就要比别人高。而如果这一技术本身并不需要利用许多劳动力，我们不能在劳动成本这一项使总成本有所降低、我们就会要么生产同样的产品而成本比人家高、甚至成本高于市场竞争价格，导致企业亏损；要么售价比人家高而卖不出东西，还是亏损。

　 他认为，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如果片面地、绝对地、盲目地去追求“高新技术”，甚至以“高新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决策的主要标准，而不是实事求是分析我们的具体条件，并且坚持企业必须以赢利为目的这一基本的经济原则，迟早会陷入困境，引发出企业亏损、不良债务增多、金融风险增大等一系列问题。“适当的技术”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条件发生变化时，“适当的”本身也就随之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技术构成的提高、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有了赢利，资本积累增多，开始有钱搞教育，搞研发，同时随着各种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的发展，使得工人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适当的技术”的水平也就会不断提高，最终达到我们自己也能创造出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水平。

　 第三，传统产业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樊纲说，目前许多人认为，高新技术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我们国家也应该建设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新兴产业的增长和相关的投资，带动其经济每年增长近3个百分点。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新兴产业也发展很快，但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体制上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我们能够紧紧跟上，新兴产业能够每年带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已经很不错了。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2－3％的增长，而是要增长得更快，这样才能缩短差距，比如说每年要增长7－8％，那么，剩下的那个5－6个百分点的增长从哪里来？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的增长。

　 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收入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一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而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能正是有优势的产业，比如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正可以利用大量闲在的劳动力靠这些产业来增加就业、积累资本、提高技术。所以，用发达国家“新经济”的产业结构来指导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是错误的。因此，现在还必须依靠我们的资源比较优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对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还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果不欢迎来料加工型的外来投资，结果就是把这些投资驱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到它们那里去创造就业。这正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我们的竞争对手热烈欢迎的事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我们的“悲哀”，而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正确地利用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将仍然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报驻京记者鞠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