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报纸都转载了的那篇报道说：陕西富县有三名副县长考试作弊，被查了出来公之于众。他们三位是想获取一张文凭（这事儿不难理解。如今想升官的谁不想弄一张尽可能大一点的文凭？早就有民谣说了：“年龄是个宝，学历不可少”），但又自知肚子里的墨水不够用，就滥用了一次职权，分别让自己的秘书当替身，到考场捉刀答卷。结果一块儿都被发现了，弄得自己大丢面子，最后丢了官帽，秘书们肯定也好不尴尬。

　 读这段新闻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富县吃的那顿饭。那是去年的夏天，跟随领导去看望“黄河万里行”采访组的同事们，与他们一起去黄河壶口采访，走到富县时已过正午，需要打点一下肚子了。我们便直奔县城，找县政府招待所。按照以往的经验，县政府招待所是县里领导吃饭待客的场所，起码卫生等方面应该不会出问题的，能多一些安全感。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几间临街平房像是袖着手的陕北老爹蹲蹙在胡同口（如这“城”里的其它建筑物一样），虽是青砖黑瓦却已吡牙咧嘴，显得衣衫褴褛了，凹凸不平的泥土院子里停了一台报废的拖拉机，似乎还有地排车什么的，树荫下摆放着一个水桶、一只脸盆、一条毛巾和半块肥皂——这就是“盥洗间”了……所长是一位相貌朴实、穿著更加朴实的中年男子，满脸笑容毕恭毕敬地亲自为我们服务，手握一支拍子，边驱赶着嗡声盈耳、随时可能碰到眼镜片上的苍蝇，边把我们引到了最好的一间餐厅（所长自豪中不乏讨好地说：这是我们县委书记、县长招待客人的餐厅。今天中午书记就在这儿宴请北京来的贵宾。眼下之意，他是把我们这群外地人当贵宾的喽）。掀起绿色塑料防蝇门帘，房间里既找不到电风扇更看不到空调，水泥地上放着两张油漆斑驳的木桌子，围着桌子的一群高低不同的方凳儿辨不出是什么颜色。所长扑打走桌面上满天星星似的苍蝇，请我们入座。然后调动几乎全所的人员，为我们打理了一桌“超过县长请客标准”的饭菜（包括派专人骑自行车外出购买了一瓶价格60元的当地白酒），具体是几盘什么菜已不能一一列出，反正最后我们照单分毫不缪地付了帐———十一人花去了不足一百元钱（直到我们出门也没见县委书记和他的客人到餐厅来吃那桌差不多已经准备停当的饭菜，猜想是有一件关系重大的事项还没谈完）。

　 那顿饭吃得大家胸腹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两位女士半饱都没吃到也觉堵得慌，不知道该怎样回味才好，突出的感觉是想回家，觉得自己在家里过的差强人意的生活真该知足了。出县城不远，大家还没从刚才的情景里回过神儿来，我们的挂着“新闻采访”招牌的车子被拦住了。一位身穿黑土布褂子、挎一只草篓子的老乡要“上访”，要说说他们村里人生活的困难，提留收得太多他们负担不了，不少孩子上不起学，等等。当知道我们是外地记者，对他的问题无能相助，又打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电话……（后来我曾想过，真希望被曝光的那几位副县长是在乡下忙于扶贫解困、为民办事，没有时间去参加考试而让秘书代劳，那样的话，我愿以无力的文字为之呼吁。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同事当时就建议我写篇文章把这段的短暂经历说说，但我觉得那好像要揭一片疮疤似的，总是于心不忍，也不是一件叫人愉快的事情。

　 坐在电脑前敲打这些文字，是在收看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日子里（估计富县的很多父老乡亲也在收看这部电视剧。尽管我们去的那天富县全县停电，也收不到手机的信号，但电是有的，不少人家也有电视机）。

　 三百三十八年前，前朝副榜贡生于成龙受朝廷之命从当时的富庶地区山西永宁到数千里外的广西罗城当知县（职位不高，却是朝廷命官，无论级别与权属都跟如今的县长相当。不同的是：“知县”者，一县之内的社会治安、离婚改嫁、子孝弟悌、吃饭喝水，差不多都得事必躬亲；而如今“县长”却有局长、主任们可以代劳小事和不太小和不太大的事）。罗城是典型的贫困县：地处万山丛中，蛮烟瘴雨，偏僻荒凉。而且民族杂居，盗匪猖獗。“县政府”也只有草屋三间，于成龙“县长”只能“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开展他的工作。他是怎样做父母官的，电视剧里大致有所表现；工作以外的，电视剧里没怎么说，书上引用于成龙自己的话：“……读书堂上，坐睡堂上……夜以四钱沽酒一壶，无下酒物，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为酒为泪也”（他的读书绝不是为了弄一张更高的文凭以便当一个更大的官儿，因为他是不需要“后学历”的）。他得到的是，七年之后罗城大治，官升一级离开罗城时，父老乡亲遮道呼号：“耶今去，吾侪无天矣！”不约而聚追送数百里……在认识于成龙的同时，我还读了一两篇跟广东潮州有关系的文章，知道了那里的韩江、韩山姓的都是韩愈的“韩”。韩愈是科班的进士出身，是大学问家，也在京城做了不小的官，仍为一介书生，以治国救民为己任（“文以载道”——“道”为主，“文”为次）。因为谏阻唐宪宗大搞劳民伤财的佛教运动，惹得龙颜大怒，引来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悲惨下场，被发落到偏僻弊陋的南疆潮州，做个有了不多、没有不少的地方官，连心爱的小女儿都惨死在凄风苦雨的驿道上。按说已经心境冷寂至让侄儿准备“好收吾骨瘴江边”的他，完全可以不在乎政事，只管和哥儿们兄弟、幕僚秘书们吟风弄月，写文做诗，或者发发牢骚，嘲己讽人罢了。但是韩愈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百姓之苦看得比诗词文章要重要。一旦去了就全力以赴为民除弊兴利：驱除鳄鱼，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建办学校。就连那时期的文章也大多是为民请命祁福之作，有名的《祭鳄鱼文》就是在驱杀鳄鱼之前写的讨伐檄文。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韩愈被贬潮州，是韩愈的不幸，是潮州的大幸，更是韩愈的大幸，潮州感念韩愈，怀念韩愈，不仅要百姓子孙记住，还要山水土地记住，就让一座山、一条江改姓了“韩”。韩山长青，韩江长绿。普天之下，享得如此福分的能有几人？

　 （从富县回来不久，我在另一座城市郊区的一条柏油公路边看到一块刻着“市长林”三个醒目大字的石碑，询问近旁种地的人“市长林”在哪里？却都摇头不知，只说那是“上级”来人树的碑，还占了种庄稼的地。后来我看见离公路一里开外有一座小土山，猜想那里可能有一片树叫“市长林”，一边心里不禁茫然了起来。现在已经不兴也不允许以当政领导人的姓名命名什么，但我是多么希望富县的乡亲们哪怕私下里能以这种方式去称呼某一座山、某一条河、或者某一片土地！）已经说得不着边际了，这一堆不知以何为题的东拉西扯该结束了。还有一句话必须说：比起广西的成克杰、江西的胡长清，还有安徽阜阳那个贪了上千万元的市长，对陕西富县的那三位副县长我是留着几分的体谅与原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