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与经济发展方式

    胡总书记在五一讲话中，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全局的同时，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当代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广大劳动群众重新沦入不体面劳动窘境，主要是改革中相当长时期的自由化改革观，利用认识上广泛存在的片面性，歪曲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果。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正视和纠正上述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转变这种发展方式，才能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本文试探讨发展方式中的两条道路。

    胡总书记在五一讲话中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同时，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劳动群众重新失去主人翁地位、沦入不体面的窘境，正是改革和发展中相当长时期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恶果。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就必须彻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

    彻底转变这种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弄清发展方式是如何背离社会主义改革初衷的，首先转变发展观念。这里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切入加以探讨。

    先要厘清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的概念与命题。

    经济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经济增长指经济总量的增长。现在采用经济总量的指标是GDP。（经济总量这个概念，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接轨，采用GDP, 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科学，因为其中包含非经济的内容，本文略去这个歧义，权且把GDP 当作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是纯经济问题，与生产关系无关。发展，则指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过程。生产力、经济，虽然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但它们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受一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约的。所以包括经济在内的发展就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了。

    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无关的纯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在内的发展方式的内涵，则是包涵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性质的。这样，不同的发展方式就有不同社会性质了。当代的发展就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或称两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套改革中的流行说法就是发展方式是有姓资姓社问题的。

    我们党从起初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命题的内涵就有质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对现代化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这个变化实际上跳出了增长主义，触及到了更高、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重视发展经济。但经济和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同。由此决定，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社会性质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发展的社会后果也大相径庭。这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野。

    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和资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是以资为本，一切都是为谋取资本增殖。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因劳资矛盾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而对劳动者的权益有所妥协，但那只是策略上的变化，根本目的还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以资本的扩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此，劳资矛盾、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危机，是与生俱来并伴随终生的。

    社会主义发展方式，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工农联盟政权保护下，以人为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生产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一切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公平。虽然其实现的程度受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制约，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对其实现的程度有重要意义，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必须动态地坚持社会公平。

    相对于世界历史发展一般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由特殊的历史发展和国情决定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一方面，在已具备相当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纯公有制经济的程度，还必须发挥市场经济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动社会化生产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存在两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种价值观、两种机制、两种政策的合理性。就经济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此相对应的特殊经济形态。它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在市场调节范围内通行市场原则和政策，充分调动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使之最终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的改革，相对于世界上当代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内涵。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主要是纠正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纠正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既已造就的高度发达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的错误作法。其具体的历史内容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制约着社会发展，为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把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对外开放，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接着就郑重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两个方面对于我国改革内涵的解读缺一不可。正是这两方面的内涵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要的基础内容。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制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方式的高度概括。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但不可或缺，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不能以僵化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观点看待改革开放。为此就必须全面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方针政策。要严格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能相互混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说，一方面，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居于主体地位。就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说，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资源配置一般通行市场原则，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另一方面，要服从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总体上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把民生放在首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主要的，也是复杂、艰难的课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上述两方面的关系。具体讲在经济方面主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关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要正确区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各自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区分各自适用的不同领域，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需求，以不同的政策解决。一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坚持的公共职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观。这就要把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放在优先地位，保证全体公民平等享有基本民生需求的权利，就要应用公权力，以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包括运用国家财力，统筹解决就业、基本住房、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关系最广大人民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制约，国家还不可能全包下来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过去犯“左”的僵化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基本需要保证公平享有的基础上，对非基本需要、属于享受性的更高需求，则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按市场规律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满足高收入群体这部分社会需求。政府只以法律、政策和金融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不同层次的需求的解决政策都应分这两个层次。

    这样，就既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以国家的力量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尤其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民生需要，又发挥市场调节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满足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同时既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又可为国家创造税收，用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和为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物质基础。这样就可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分层次地协调、和谐发展。

    十三大在提出基本路线的时候就强调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特别强调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然而，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更由于我国的国情复杂性和改革内涵的两重性，实践中僵化和自由化的干扰一直不断。僵化表现的具体内容随着改革的发展是有变化的。既有“左”的教条，又有右的教条。就十三大报告所指当时主要“左”的僵化内容讲，产生的原因随着改革的发展也有变化，改革初期主要是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中后期则主要是冲着自由化倾向而产生的偏激情绪，所谓“左”是右的影子。虽然至今“左”的僵化干扰依然存在，但在实践中始终没有构成主流，对改革的方向没有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这里着重围绕本文主题，讨论两种改革和发展观的斗争，讨论右的自由化干扰的表现。

    由于过去曾经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过经济建设，鉴于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基本路线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为强调发展经济的战略地位，特别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也由于过去犯了追求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错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强调市场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时，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对西方了解不够，因而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西方镀过金或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发展的方向具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复杂的情况，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社会原因是广泛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话的内涵，必须按照前面的分析放进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基本路线中完整、正确的解读。但是许多人把发展误解为单纯经济增长。后来许多领导干部和主流经济学家进而把这视为唯一目的，发展成GDP主义，或称增长主义、生产主义。这种GDP 主义起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普遍把招商引资和GDP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和晋升的主要依据，在市场趋利机制驱动下，广泛发生了重效率轻公平、重资权轻劳权，以致严重侵犯劳动者的权益，社会问题普遍被忽视，甚至牺牲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追求GDP。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虽然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然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发展方式陷入歧途具决定作用的是，我国改革开放适逢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又到西方镀过金，深受这种思潮的薰陶。他们中的许多人陷入了洋教条，以新的僵化思想对待市场经济，乘宣传市场经济知识之机，乘纠正绝对排斥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偏颇，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超意识形态”为掩护，利用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认识片面性、形而上学，歪曲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篡改为市场化，取消前面规定其性质的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市场经济，是依据“经济人”假说建立在自发趋利基础上的，必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倾向。尤其是有的公然向人大提案要取消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款，说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制”，在这种影响下许多地方掀起了私有化浪潮。

    发展方式陷入歧途的主观原因是，改革开放中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主导地位，普遍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流媒体少有正面宣传基本路线，有的甚至一度宣扬GDP主义和自由化观点。因而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的价值观，占据了统治地位，垄断了话语权。虽然近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表了大量文章消毒，但效果不大，这些谬论的影响至今还广泛见于政学界和媒体，严重毒害广大劳动群众，对改革发展方向和方式的影响甚深。

    例如，当前在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正热议的焦点问题内需不足中，“需”的内涵，被人们赋予的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和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两种。这两种解读实际是反映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和改革观、发展观，反映两种对立的生产目的。以人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需，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理念就要求尊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权益，重视民生问题、坚持社会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资为本对“需”的解读，就是社会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这是只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把它当作推高经济增长手段，是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理念，归根则是为资本增殖。这种理念就必然重资权轻劳权，重效益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以至牺牲资源环境。

    所有这些，正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以及长期转变不过来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源。改革中长期形成的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和资源环境恶化等，正是其恶果。这些也是内需不足、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

    这些恶果的集中表现，就是广大劳动群众重新丧失主人翁地位，只被看成是生产要素，沦为资本攫取利润、官员猎取名利的工具，沦为实际上的雇佣劳动这种不体面的窘境。

    这届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仅从命名上就直观表明，它在现实意义上是为纠正发展观上述问题的。虽然它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注重公平，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但收效并不理想。一是大量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二是改革中的特殊利益群体阻挠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更重要的是自由化的流毒深广。当前即便是“精英”们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讨论，多未跳出GDP主义的蕃篱，仍局限于途径、方法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的弊端，没有从改革观、发展观的高度找到价值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发展方式与发展方法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发展方法层面如投资型、外向型等弊端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发展观的问题）。一些人把改革中因方向失误造成的上述恶果也归之于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新阶段性特征，说什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产品的不足等是新世纪新阶段才产生的新矛盾。其中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为掩盖过去的失误，甚至为其辩护。尤其是有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虽然也讲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但他们讲的“新”理念，或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言必称美国（我不是一概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问题在“局限于”），要步西方的后尘转向已充分暴露其弊端的消费主义，建立消费型社会；或仍是自由化的老调，要取消国家调控、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领域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药方仍未跳出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范畴。如果以此指导发展方式转变简直是缘木求鱼。

    通过对发展方式问题和广大劳动群众重新沦入不体面窘境根本原因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解决这两个问题，虽然也要检讨和纠正发展方法的问题，但背后深层次的指导思想更重要。最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先后就劳动人民地位问题发表公开讲话，温总理在谈到校园袭击事件时进一步指出，要解决造成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广大群众的解读是不能就事论事，要研究和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虽然不认同上述一些学者的理念，但他们也谈到当前的社会问题已不能容忍，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这些都说明现在上上下下、学者群众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局部的，也不仅仅是具体途径的的问题，而是指导思想上的理念问题。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恢复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实现体面劳动，最根本的，具全局意义的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基本路线，全面解读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正视改革中发生的上述问题，彻底批判GDP主义和以资为本的改革和发展观，进一步端正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落实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