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秘密撤离青岛内幕

    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主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经被消灭殆尽。这时，山东全境只有青岛、长山列岛和即墨仍为国民党所盘踞。作为国民党华北重要军事基地的青岛已经成为我人民解放军包围下的孤岛。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我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发动对青岛的战略性攻击，青岛守敌已经人心惶惶。而青岛成为孤岛之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青岛的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失败和济南的失守，从北平、天津、济南等地溃散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残兵游勇、地主豪绅，裹挟着一些不明真相的平民百姓等近40万人一起涌入青岛。据当时的人口统计，青岛市1945年总人口60余万，到1948年陡然增至103万人。这些人要吃、要喝、要住，成为青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用时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行政长官刘安祺的原话，就是“给青岛加上一个大包袱”。当时青岛的“物价飞涨，冠于全国”，公教人员因工资无法维持生活，多次举行罢工罢课。成为孤岛后的青岛更是出现严重粮荒，1948年10月，爆发了万余市民反粮荒的示威。1947年青岛物价比上年增长15倍，1948年上半年比上年增加8倍多，底层公教人员和工人每月工资买不到三袋子面。人民迫切盼望青岛尽快解放。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国民党开始部署青岛撤退计划。

    国民党做出青岛撤退计划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日趋明朗，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制定撤退计划。据台湾省出版的历史研究刊物《山东文献》记载，在由蒋介石日记编纂的所谓《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录有这样一条——1949年2月20日，“刘安祺司令官来溪口谒公（指蒋介石），报告青岛近况，谓：‘美国海军人员对青岛问题态度已变，表示不愿放弃，并要求我军坚守不撤，但对中美两军组织联防机构事，则不能保证其实施。’公意为美方既不能切实保证协防，则我军仍按照原定计划作随时撤退之准备。”这意味着1949年之初蒋介石就有了从青岛撤退的打算。根据199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刘安祺先生访问记录》中刘安祺本人的回忆，当时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曾三次派遣由专任飞行员驾驶的私人小型飞机来青岛，半夜三更接上刘安祺去溪口谈话，讨论战争的局势和青岛的下一步计划。

    1949年2月起，国民党行政院物资供应局青岛办事处即开始将大量物资从青岛转运台湾，并将部分人员撤离到台湾，在高雄设立办事处，接收这些物资。他们将青岛仓库里的东西或者整体搬出，不便运输的大宗物资就在报纸上发布消息进行拍卖，换得现金、银元以利携带。

    据1949年2月《青联报》登载的消息：“已有5万吨物资从青岛运往台湾。担任运载的是驻青美军舰船，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物资陆续运往台湾。”

    1949年2月10日，第十一绥靖区等单位召开青岛地区疏运物资座谈会，制定了《青岛地区军眷物资疏运计划》，在这份计划统计表中，疏运的眷属包括三十二军、五十军、十七兵团等国民党部队和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招商局等机关的家眷万余人；转运物资包括布匹、盐、器材、弹药等近万吨，通过海苏号、通安号、永兴号等轮船疏运到福州和上海。

    接到密令加紧部署撤退事宜

    1949年4月，随着平津失守，上海也即将失守，青岛作为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所盘踞的军事要塞，更成为其保存军事实力和运输物资的重要军港，成为蒋介石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其依然直接参与军事计划的部署。刘安祺作为黄埔军校三期的学生，是蒋的嫡系，对蒋的命令言听计从。在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局势下，刘安祺部队具有相对完整的建制，蒋介石就有了“保本”的打算。几次交谈之后，蒋介石给刘安祺下了一道密令：“相机撤离青岛孤岛，转进台湾待命。”

    1949年4月11日，刘安祺为此召开第十一绥靖区高级军官会议，研究青岛的防卫部署，制定了撤离计划。一方面，在青岛周边布上三道防线，延缓解放军进攻，为撤离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在沙子口修建码头，并在报纸上放风说是以备撤离之用，实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防备解放军进入青岛后直接封锁他撤退的后路。

    当时刘安祺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在8万左右。加上需要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官员、国大代表、立委及其家眷几万人，再加上要运输的各种物资，如何调集众多的运输工具成为刘安祺头痛的大问题。为此，他专门乘坐小飞机到溪口，请求蒋介石“务必把黄浦江、招商局乃至宁波附近的大小船只都征发过去”。共征集到5000吨到2万吨的船七八十艘，集中在青岛外海的秘密地区待命。对外则在报纸上宣布，掩护上海撤离的军舰来青岛增援，以掩盖这些船只来青的真实目的。

    1949年5月7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成立海上运输管制处，对青岛所有船只实行军管。一是扣押在青岛港的一些商船以供撤离使用，二是防止这些船只到达外海发现他们秘密集结待命的船只。能够发现外逃船只的只有美军军舰。刘安祺也说：“只有美国人留了几张照片。”青岛市档案馆前期从美国征集回来的档案中，确实有这张美军拍摄的停泊在外海待命船队的照片。

    1949年5月，我人民解放军发动青即战役之后，在青岛驻防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始撤离青岛。失去盟军的支援，更加剧了国民党军队的惶恐。据刘安祺在其回忆录中说，第一次下令撤退的具体时间从南京统帅部泄露，因此，第一次撤离没能实施。而根据我地下工作者的回忆录记载，我地下电台截获了蒋介石给刘安祺的密电，称原定于5月25日的撤退改变为6月2日。

    为保障船只安全撤离青岛，刘安祺部署了其撤退计划：一是在灵山岛设立水上指挥所，统一指挥集结船只，并予以区分，待命入港；二是成立火力协调中心，进行炮火掩护；三是成立通信指挥中心，为船只配备通讯器材和人员，以保证大规模船队的通讯联络；四是重兵把守薛家岛，以保障胶州湾出入口的安全；五是为了不重蹈上海撤退时因超载和夜行未开夜航灯碰撞而沉没的太平轮的惨剧，运管处对所有船只进行安全检查。

    抢运物资运往台湾

    撤退青岛之前，蒋介石密令刘安祺尽可能多地将物资运往台湾。据刘安祺回忆录称，青岛撤退用于运输的商船有七八十艘，其中包括青岛当局扣押的从天津、秦皇岛等处来青岛港加油、加水和装卸货物的商轮36艘，这些商轮的载货量从5000吨到2万吨不等，仅以每船平均万吨载货量计算，这次青岛撤离运走的货物量当在70万吨以上。

    据刘安祺晚年回忆，当时运载的物资有中纺公司的棉纱，还有一些机器设备，比如啤酒厂的生产线。而价值更高的，当属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大批黄金。

    即将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开始疯狂抢夺物资，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1949年6月1日晨6时，国民党军队闯入青岛市警察局仓库抢走7卡车被服等。1949年6月国民党撤退后，青岛大港码头清点了遗留在大港仓库里的货物，包括粮食、农副产品、机械、生活用品等多种，这还只是一些包装破损或是来不及运走的。可以说，从青岛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将能搜刮到的重要战略物资搬运殆尽。这批根据蒋介石命令从青岛搬运走的物资，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运到台湾后，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其生产的啤酒，就是被称为台湾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的黄金，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抓捕壮丁补充兵源

    从青岛撤退时，刘安祺在青岛及其占领区域大肆抓捕青壮年作为兵员补充部队。据馆藏档案记载，1949年第十一绥靖区制定的《1949年度征募兵额实施办法》规定，根据国民党国防部指示征兵1万人，后又根据十一绥靖区需要增加到1.6万人。但实际上，1949年第十一绥靖区征兵应在1.6万人的一倍以上。刘安祺原有兵力5万人，青即战役一战损失了7000余人，而刘安祺带到台湾的部队有8万余人。因此，刘安祺在青岛增加的兵员应该是3万多人，这和刘安祺在晚年回忆中称“新增加3个师兵力”是相吻合的。如此大规模的兵源从何而来？据1948年青岛《民言报》登载，青岛市警察局以清查户口的名义挨家挨户搜查，一夜之间抓获千余人，凡是符合征兵年龄又无保人的壮丁一律羁押在警察局，成为征募的兵员。1948年前征兵还有年龄限制，20岁到35岁的男子才征。到1949年临近撤退之时，为了凑数，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抓。

    刘安祺自己也说，他的部队里有的士兵是祖孙三代。1949年兵荒马乱之时，被抓捕的壮丁匆匆被带到船上，其亲人无法知道他们的下落。这次青岛撤退，给几万个家庭带来极度的痛苦和灾难。

    撤离青岛的最后时刻

    从青岛撤退之前，刘安祺制定了详细的人员撤离计划，除将部队撤离之外，也为国民党山东政府、青岛市政府的官员，国民党国大代表，大学校长，教务长等公职人员安排了舱位。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员们，带着大包小包，拖家带口来到码头争相登轮逃命。据统计，当时从青岛撤离的非战斗人员有几万人。这些人除政务官员，还包括许多专业人员和国民党青年工作队的1000多名学生。

    1949年6月1日正逢端午节，从青岛撤离国民党军队的船只分五个时段从青岛大港驶往外海。青即战役战场上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兵，劫持了一些小舢板划到外海，登上在那里等候的船只。时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青岛行政长官刘安祺乘坐招商局台北号轮船驶离大港码头，在国民党军舰的护卫下，与其它船只一起驶往台湾。这时，青岛街道一片寂静。从远处传来的青即战役枪炮声，宣告了青岛解放的时刻就要来临。(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