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5000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表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应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

    习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及其时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了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了“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作者张岂之为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