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四种形态"】
用好"第一种形态" 筑牢第一道防线
广东第一季度谈话提醒53890人次

    5月的广州，闷热潮湿。广州市纪委的会议室中，空调开得很足，但贺全龙的额头上却沁满了汗珠。

    因下属公司出现系列窝案，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全龙被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柯珠军约谈。

    “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你千万不能当‘老好人’！要敢抓敢管，强化监督，跟抓工程质量一样抓党风廉政建设……”

    “触动很大，震动很大！”在谈话记录上签完字后，贺全龙深有感触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被纪委书记约谈，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接连发生违纪违规事件，教训很深刻，今后主体责任要扛得更紧，丝毫不敢松懈。”

    对贺全龙来说，这次约谈是他三十余年工作生涯中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但对纪委副书记柯珠军来说，针对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咬耳朵、扯袖子正逐渐成为常态。

    以上率下 压实主体责任

    2015年，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2503人次。今年以来，广东省加大谈话函询力度，第一季度共有各级领导干部53890人次接受谈话提醒。如此多的人，由谁来谈？谈些什么？有什么效果？

    省委领导以上率下，使“谈”有引领。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第一季度谈话提醒68人次，其中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谈话提醒20人次，对地级市市委书记谈话提醒20人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谈话提醒34人次，全部为党政一把手和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全省45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有38人开展了谈话提醒。

    省委领导以身作则，各地纷纷跟上，建立了相应的谈话函询机制，把谈话处置问题线索作为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通过层层传导压力，压实主体责任。广州市制定《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严格实行“一把手”谈“一把手”，纪委书记约谈党委书记，进一步抓住“关键少数”中的“关键”。珠海市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主体责任评估系统，量化21个指标，实行实时监控和同步预警，对“亮红灯”人员及时谈话提醒。

    明确政策要求，使“谈”有指引。

    “谈话提醒是问题导向，必须带着问题谈。”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王衍诗说，“谈话主要针对执行‘六项纪律’和落实‘两个责任’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轻微违规违纪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情况。”

    “有一个市委常委经常召集其他班子成员一起吃饭，虽说花的是自己的钱，去的也都是一般的饭馆，但群众反映很不好，我就及时和他谈话做了提醒。”英德市委书记汪耿东说。

    “我们有一个班子成员性格比较外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转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有时还直接转发给我本人。为此我特意跟他谈过一次提醒他要注意。”清远市委书记葛长伟说，“以前可谈可不谈的问题，现在只要出现了就必须要谈，要当面提醒。”

    落实工作措施，使“谈”有实效。

    清远市清新区相继有2名班子成员被市纪委立案查处，区委书记郑小燕在参加“三述”评议时满意率较低，被市纪委书记邓梁波约谈。

    “整个约谈过程，真刀真枪、毫不含糊，找准了问题，发人深省，让自己红了脸、出了汗。”谈及被约谈的感受，郑小燕记忆深刻。

    以约谈为起点，郑小燕把从严管党治党作为清新区第二年的工作主线，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教育和监管，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和纠正。

    “之前一心只想把经济搞上去，忽视了自己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从去年的情况来看，通过狠抓管党治党，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实现了双丰收，要特别感谢组织的‘当头棒喝’，给了我及时的提醒。”郑小燕说。

    通过谈话，不仅被约谈者受到警示，谈话者也从中深受教育。不少开展谈话的党委（党组）书记表示：谈话将压力传导到下一级领导班子，是主体责任压实的过程。

    据王衍诗介绍，为了确保谈话取得实效，凡实施抓早抓小措施必须记录在案，按照“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对谈话提醒记录进行留存，谈话双方都要签字，实行“留痕”监督。被约谈干部要按照谈话提醒内容，在当年度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检查。被谈话提醒后仍然顶风违纪的，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处理。

    深化三转 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四种形态”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化，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标本兼治的具体路径。

    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干部普遍表示，“四种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是基础，运用好第一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对监督执纪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

    从“以查处大案要案论英雄”到“抓早抓小”，纪检监察机关在探索实践“四种形态”中进一步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谈话提醒是个技术活，本质上是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用纪律尺子衡量，还要用高标准引导，需要谈话人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

    “如果谈话前没有对谈话对象进行细致的了解，那么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决不能简单地拿着信访举报信就上场，要根据谈话对象的经历、习惯制定相应的谈话方案。”广州市越秀区纪委书记孔祥虎坦言，“我谈过一个干部，个性比较强，面对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几个回合下来就是不松口。如果准备不细致肯定就谈不出效果，这时不仅要摆事实，讲问题，同时要讲党性、讲政策、讲纪律，真正唤醒他们，才能达到口服、心服、折服的效果。”

    谈话技巧是一方面，对政策的把握更重要。广东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行一步。在对干部的日常监管中，广东省纪委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这对我们纪委的干部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佛山市纪委书记黄力说，“今年我们要对全市所有的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一轮业务方面的轮训，经常性地邀请有经验的同志和大家分享谈话的经验，还将重点组织干部去红旗渠干部学院进行政治素质方面的学习。”

    “‘四种形态’中，最难的是第一种形态，最关键的也是第一种形态。”王衍诗说。落实第一种形态，抓的是“小事小节”，但关系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担当精神，难以胜任。

    在谈到当前广东省实践“四种形态”出现的问题时，王衍诗表示：“过去表扬与自我表扬居多，现在要大家拉下脸，动真碰硬直面矛盾问题，有的干部思想上有顾虑，不愿意谈，怕丢选票，不愿‘红脸’。”

    “为了使干部放下思想负担，敢于面对问题，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选拔干部时不唯票论，谁敢担当、会担当，就选拔谁到纪检监察的岗位上。”柯珠军说。

    惩是为了治 严管才是厚爱

    严管就是厚爱，很多谈话对象都感受到了党组织的良苦用心。

    某市副市长在接受谈话后，心悦诚服地表示：“感谢组织对我的提醒，要不哪天我真有可能栽跟头，想想真是后怕。”

    该副市长被举报以个人名义出版书籍并在管理的国有企业报销出版费用。经查，报销出版费用的问题失实，但其作为领导干部，个人出书并由下属相关单位集体购买，这也是不应该的。市委主要领导决定对其提醒谈话，促其正确认识、防微杜渐。

    “自己通过谈话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启发，感谢组织的关心、爱护，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位副市长说。

    实践证明，谈话的过程就是唤醒党章意识、加强党风党纪教育的过程。对此，广东省纪委信访室主任黄先贵在执纪工作中深有感触，“‘四种形态’尤其是第一种形态是教育挽救、关心爱护干部的有力抓手，让被谈话人感到组织就在身边、纪律就在身边。”

    “今天找你来谈话，主要是从保护干部、关心干部的角度出发，对你进行教育、提醒，希望你能从中有所反思、有所触动，回去以后积极工作……”

    这是黄力每次谈话的结束语，谈话不是以批评结束，而是要充分鼓励。

    “我们收到过一个举报，某乡镇党委书记组织党政班子到外地开春节总结会。经过研判，尽管事出有因，但为了提醒教育，我们还是决定要约谈一下该党委书记。”黄力回忆起最近的一次谈话经历。

    “谈话前，看得出来这名干部心情是忐忑的。”黄力说，约谈前，他跟我握手是单手握的，谈完话后，他用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表示，非常感谢组织的及时提醒，请组织放心，我回去后一定努力工作。

    据黄力介绍，该干部能力非常强，面对复杂问题能妥善处理，谈完话后更加努力，现在已被重用为副区长。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个别思想上、行为上出现偏差的领导干部被谈话提醒后，认真自查自纠，切实转变作风，放下思想包袱，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有的出现了轻微违纪问题的干部被“当头棒喝”，“红脸出汗”后，更加廉洁自律。

    有些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被谈话提醒后，深感守土一方责任重大，履行“一岗双责”更加积极主动。

    ……

    党组织找党员谈话，即使只是了解情况，本身也是一种提醒和纪律教育。谈话结束后，很多干部心怀感激：“只有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自觉接受纪律约束，才能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更加健康地成长。”（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徐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