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地方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观感反差强烈的事情——
这名干部乡下有个叔叔,说起腐败和不正之风来,那叫一个咬牙切齿,从村长骂到乡长、县长。但是最近,为了儿子工作的事情,他隔三岔五打来电话,让找找关系,安排安排。这名干部纳闷:“老叔,你平日里不最恨这种事吗?”叔叔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又觉得在“情理”之中:“这是自己的事啊,能一样吗!”
对于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现实中,对于腐败和不正之风,人们普遍反感、憎恨、厌恶,但事涉其身时,又大多宽容、默许甚至乐此不疲,形成一种极具反讽的“心理困境”。
这种“心理困境”缘何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怀有“不找人,心里不踏实”、“花钱买安全感”这样的心态。
陈女士是河南省的一名县高中老师。前段时间,她给班级申报市级优秀社团,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提交了相关材料。平时最讨厌歪风邪气的她,还给办事人员奉上了一些礼品作为“心意”。“如果不表示表示,人家就可能不给通过,没有市级优秀社团证件,自己晋级就没希望。”陈女士坦言,这回她做了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如果说动辄找关系是内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寻找自我安慰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特殊公共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走捷径、图方便”同样是“腐败亚文化”背后的一种重要心态。曾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在1400多名受访者中,七成认为“没熟人办不成事”,两成表示是为了“图方便”。
关于这一现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表示,我国人口众多,加之资源相对匮乏,导致找熟人能便利地解决许多实际难题,其本质是一种交换。
还有一种心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纷繁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老李,家住江西省信丰县的一个偏远农村。今年春节,在浙江打工的儿子给他抱回了刚刚出生的孙子,可把老李高兴坏了。春节假期一过,老李就寻思着早点给孙子上户口。但是,外出打工的儿子将身份证原件带走了,寄过来吧,村处偏僻,时间漫长,耽误孙子办理新农合,中间生个病咋办;让儿子跑一趟吧,路途遥远,路费开销大。“假如给审资料的人塞个几百元红包能办成的话,就会省去好多麻烦,省到就是赚到,值!”一番盘算下来,老李觉得还是送个红包解决问题划算。
求人者心态复杂,被求者同样如此。除去一些公职人员特权思维严重,甚至故意利用权力寻租外,有的被求者也常常有苦难言。
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小王最近就有些“烦”,因为找他办事的“熟人”真不少。两周前,一个患病的叔叔找他帮忙协调加床位;还有一名当医生的同学希望他能托关系在职称晋升上“拉一把”。“这些都是不合规定的事,甚至违反了纪律,但不办又担心伤了感情,没面子。”小王说。
记者注意到,有人是出于人情面子身不由己,还有人是被“潜规则”裹挟而身不由己。一旦不遵循游戏规则,便会被视为“另类”,遭到冷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我很抗拒。但这是集体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不合群,所以勉强答应下来。”广东省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腐败窝案发生后,7名关员分工合作,按车收取“好处费”,放行走私车辆,受贿75万元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涉案人沙曼在庭审时供述说。
纵观“腐败亚文化”现象背后的种种心态,无不是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做出的利益最优选择,是“功利主义”在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割裂、短期地看待由此而生的种种行为,不论是求人者,还是被求者,似乎都是“赢家”。然而,在污浊“腐败亚文化”的渲染下,解构制度、破坏规矩必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身处其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幸运儿。
面对“腐败亚文化”,是服从“潜规则”,还是坚守正义?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记者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