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阅兵的姜立诚。(周德全摄)
9月3日,姜立诚将和其余33名“国军”老战友一起坐在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感谢人民政府,这是天大的荣幸。”姜立诚抹了抹眼睛。抗战8年中,他参加了长沙大会战、常德会战和长衡会战
苑苏文、王晨曦、吴凯翔(中国特稿社记者)
93岁的姜立诚来北京已经三天。
他胸前一直佩戴着一枚金色五角星形的“同盟胜利”纪念章。纪念章中央的圆形宝蓝色区域内,有个红色的字母“V”,代表胜利。
70年前,日本向同盟军投降时,这枚纪念章曾出现在千万中国抗日军人胸前。
不过,姜老先生佩戴的,是一枚复制品,是他从湖南益阳来北京时,一名官员赠送的。
老人还有一套崭新的大翻领、黄色咔叽布制的军服,这与他过去的“国军”军服几乎一样。胸前蓝色边框的身份牌上写着:“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副官参谋姜立诚,中华民国三十四(1945)年配用”。
9月3日,姜立诚将和其余33名“国军”老战友一起坐在车上,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感谢人民政府,这是天大的荣幸。”姜立诚抹了抹眼睛。抗战8年中,他参加了长沙大会战、常德会战和长衡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1938年11月,日军占领湖南岳阳,敌机的狂轰滥炸导致人心惶惶,“日本鬼子”的威胁近在咫尺,在距离长沙城不到50公里的宁乡县,16岁的姜立诚报名参加陆军志愿兵第一团。
“当时全民族都在抗战,我只有参军这一条路,不然家乡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姜立诚回忆,由于战事吃紧,政府出台强制措施征兵丁。“家里有儿子的,两个留一个,五个留一双,独子可以不去。”
1939年3月,姜立诚前往长沙,被编入第九战区司令部副官处,和战友负责数十台车辆的调度、加油以及每天把上百斤一个的油桶码放整齐。
这项工作对姜立诚这个当时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不到90斤的“细伢子”来说,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他还记得,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有抗日“战神”之称的薛岳将军为了提振士气,经常训话,提醒大家“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升官发财的,是来救国的,不是来吃白饭的。”
1939年9月,他第一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当时,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跟日军进行战斗,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17岁的姜立诚受命由长沙走水路转移档案及眷属至茶陵县,10余天的路途伴着枪林弹雨。“那时小,吓得哇哇直叫,真是惭愧。”老人笑着说。
在枪炮的洗礼下,年轻的姜立诚很快成长为一名“老兵”,胜利的荣耀也最终到来。1942年1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使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的首次全面胜利。
同年3月,因第三次长沙抗日大捷,凡参战有功将士均被表彰,姜立诚被“连升三级”,晋升为准尉司书,参与制作每日战报。
这段军旅生涯,显然让他觉得十分荣耀。他后来在一本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写道:“不满19岁佩着斜皮带儿出门,门口四名士兵班长(哨长),森严的卫士敬礼之声喊出,震耳欲聋,好不惊惶,制度如斯,对待军官仪礼,无可如(耐)何,只得举手答礼致谢。”
然而,在与日军第四次交锋时,中国军队遭遇了打击。1944年5月至8月长衡会战是9战区遭遇的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姜立诚说:“当时我随赵子立指挥官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指挥部,日本鬼子孤注一掷,从岳麓后山包围我司令部,我们随后突围。赵子立行动困难,由我们轮流背至湘江渡河。”
“赵子立很胖,我们几个很瘦的官兵拼了命地轮流背他,才背了出去。”
他回忆道,退守衡阳之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衡阳守军以一个军的兵力,顶住了日军几个师团的多次进攻,将日军整整阻挡了47天,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据了解,在长衡会战中,中国军队虽然未能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但仍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衡阳保卫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死了日军的一名师团长和其他高级指挥官,致使日军指挥失利。
“部队牺牲甚惨,第十军全军覆灭,日军最终占领长沙。”姜立诚叹了口气,仿佛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
70多年过去,姜立诚最大的爱好就是把这段死里逃生经历讲给人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已听不清别人的问话,但只要有人坐在他身旁,他的话匣子就关不上。
“感恩国家,让我们这些老兵去参加阅兵。”在北京一个酒店等待阅兵的他不住地擦眼睛。
国家的承认,对于这些因为特殊历史原因而被忽略的国民党老兵来说,意义不同寻常。
2010年以来,得益于民间的寻找,愿意听姜立诚讲述抗战的人越来越多,公益组织自发捐款为他每月提供补贴,并且为他颁发了纪念章。
姜立诚已经收集到了数十个由后辈颁发的纪念章,有的写着“抗战英雄”、“民族英雄”,有的写着“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常德会战胜利”。
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将为这些抗战老兵代表,以及遗属颁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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