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证明，青岛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与重要的节点城市。学术界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末，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到了尽头，而青岛区域的历史则始终贯穿着海内外商贸运输与文化交流的脉络——

    ■琅琊镇的琅琊小台和陶水管 ——

    始于琅琊徐福东渡的故事

    ■大珠山的“石屋子” ——

    “迷失青岛”的高僧延续的故事

    ■琅琊海域的青花瓷 ——

    海运与河运枢纽的沉船故事

    ■古镇口炮台和古镇营村 ——

    见证明清“海上丝路”的海防故事

    “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这是《续资治通鉴》对唐宋时期青岛胶州板桥镇作为其时南北货物贸易中转港口的要冲地位的记载。这一唐宋时期全国五大商埠之一、长江以北唯一的通商口岸和海关重镇，彰显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青岛对外交流的繁盛，而2014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一项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集中调查勘探表明，青岛与海上丝路的渊源远不止于此。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在概述青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特色优势时表示，青岛的地理优势为海上交通贸易提供了经济便捷的运输途径。历史资料证明，青岛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与重要的节点城市。学术界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末，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到了尽头，而青岛区域的历史则始终贯穿着海内外商贸运输与文化交流的脉络。

    2014年，青岛市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这项集中勘查，分成三个时期来进行，最终将诸多历年零星发掘和新探得的文物遗存重新聚合，拼贴出青岛身为古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故事原图。 琅琊镇的琅琊小台和陶水管 ——始于琅琊徐福东渡的故事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向记者透露，2015年，包括琅琊镇、泊里镇以及大珠山港湾古镇口在内的区域，将是考古所进行调查勘探的重点区域。这一方面源于琅琊在中国早期对外交流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青岛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起航点的重要证据；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已被纳入青岛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前期考古勘查序列。

    这样一个肩负 “双重使命”的考古区域，在2014年归纳整理的重新发现中，让青岛作为海上丝路节点城市的定位，变得愈发清晰确凿。

    台西村，著名的琅琊台所在地——徐福第一次远航日本列岛的起始，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在其东北方向，那座面积近 10000（100×100）平方米、高近20米的夯土台，被称作琅琊小台。它的体量之大，在整个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夯土界”都屈指可数。而从断裂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夯土的龙骨是用铁棍制成的，这与一般都采用木头作为龙骨的中国传统土木工程截然不同。

    如此浩大的工程，仅靠地方一隅的力量显然无法承担。考古人员因此推测，它必定是举全国之力、由国家来主导和操控的。仅凭这一点，就充分反映出琅琊台在秦汉时期非比寻常的地位。推测的结果是，这里极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全国祭祀礼仪的中心。而秦始皇选择在这里举行仪式，送徐福东渡远航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93年、1996年和2012年，一共三次，在琅琊镇先后发现了泥质套接式的长圆筒形陶水管。它们均呈浅灰色，陶管按粗细节节套接，至于用途无非有三种可能——输水、排污或供水。据说，此种规制的秦代陶水管，除关中地区外，在同一时期的琅琊为独有。

    同样在这一带，还出土了写有“千秋万岁”字样的卷云纹瓦当。除去著名的琅琊大台、琅琊港和琅琊刻石，小台夯土和建筑构件的发现，均证明了秦汉时期琅琊作为皇帝东巡行宫的兴盛规模，也从侧面反映出琅琊港为徐福东渡起航地这一事实。作为海上交通要道更早的实物证据还有现存于黄岛区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器，它们在位于积米崖港区东南9.7海里的灵山岛李家村出土，内有鼎、鬲、锛等用于祭祀或日常生活的器物，由于时间久远，出土的具体情况及位置目前已不可知，但考古人员推测，此处可能为一处窖藏坑，为当时流亡贵族由陆地渡海而来特别收藏于此地。 大珠山的“石屋子” ——“迷失青岛”的高僧延续的故事

    根据文献记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从长安沿陆上丝绸之路西行至印度求法，沿海路回国，途中遭遇大风，历经千辛万苦漂流，遂在青岛的崂山登岸。他也因此番劫难无意中走完了整个陆海丝绸之路。这位高僧未曾料到，富有戏剧色彩的意外，让他也意外成为青岛与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联系人与使者。而在他之后，还有一位高僧由海道而来，直抵胶南古镇口，当时的大珠山港湾，这位与青岛结下不解之缘的高僧就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圆仁法师。

    青岛大学教授郭泮溪曾经专门撰文提及到达大珠山港湾的圆仁：唐代大珠山港湾离密州板桥镇不远，属密州板桥镇所辖，它是其时的又一处通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口岸。当时港区内有专门东渡的大型海船，有修造海船的设施，附近还有诸多新罗坊和新罗村及许多往返大唐和新罗、日本之间的职业水手。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他到大珠山港湾避风修船然后返回日本的经过：“官人祭祀（出海前祭祀神灵保佑）后，共议渡海。新罗水手云：‘自此北行一日，于密州营东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风，更到彼山修理船，即从彼山渡海，甚可平善。’”新罗水手之所以选择大珠山港湾，是他们长年扬帆东渡的经验所得。

    高僧延续的故事，成就大珠山的宿命。这座三面环海的岸海名山彼时佛教兴盛，山中诸多石窟被陆续发现，它们大多是隋唐时代的遗物。这种小型的石窟，俗称“石屋子”，在高大岩石上凿镂而成，内部设有佛像浮雕。相传大珠山曾有石窟99座，后来大部分毁弃，保存完好的目前就只有3处。

    峡沟南山石窟在今天胶南市明天中学院内小山顶的一块东西长6米、南北长4米、高约6米的巨石上，石窟的门长宽各1.5米，门上方有三角形的沟槽和洞孔，是当时居士搭建房屋居住留下的痕迹。“文革”时，洞中的12尊造像全部被凿掉，但石窟存在的价值依然无法抹杀。

    相对保存完整的是峡沟西山石窟和石屋子沟石窟。前者位于胶南市滨海街道一块高6米、面积185.9平方米的巨石半腰，窟内共有浮螺髻雕像30尊，并有相关题记。原鉴定为隋唐时期，但也有专家根据浮雕和造像风格重新断代为北齐；后者位于胶南市滨海街道石屋子沟水库上游的一块巨石上，窟内的造像雕刻细致，佛像的螺髻、眉眼和仰莲须弥座的莲瓣，都清晰可辨。

    通过结合史料文献对这些宗教文化遗迹进行研究解读，不难发现，大珠山的“石屋子”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除了高僧，还有一位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奉为汉文学开山鼻祖的大学者崔致远，也曾乘船，往来于密州板桥镇 （今胶州）、大珠山港湾与新罗之间。他在诗作的自注中提到：唐僖宗“中和甲辰年冬十月，奉使东泛。泊舟于大珠山下，凡所入目，命为篇名……”只看篇名就透露出当时大珠山港湾一带的山海美景：《石峰》、《海边春望》、《海边闲步》、《杜鹃》、《红叶树》、《海鸥》。

    这些偶发的因缘际会，在今年包括青岛在内的中日韩三国东亚文化之都系列交流活动中，跨越时空，无形中又拉近了中日韩三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今天，大珠山港湾虽已难觅踪迹，但那些留续至今的“石屋子”和曾经停驻于此的“海客”们，却为延续千年的国际交流留下了珍贵的印记。 琅琊海域的青花瓷 ——海运与河运枢纽的沉船故事

    沉船是见证不同国家之间舶来品与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每一件遗物中都蕴含不同历史时期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碎片。根据2014年青岛市考古所的集中收集整理，从1979年到2002年，青岛市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曾先后5次对鸭岛海域的古琅琊湾区域进行勘查，因为当地渔民曾多次打捞出瓷器的碎片。最终他们发现了一条底部已不见踪影的沉船，这是一条曾经满载货物的明代沉船。

    5000平方米的搜索范围，不仅发现了由铁锅等铁质器物组成的铁质凝结物，中间还夹杂着成摞的青花瓷器。由于铁器在海水中浸泡的时间过长，已与瓷器紧密融结。但在沉船中，一条20×40×120厘米的石碇，保存完整，从而确定了沉船的规模。

    调查确定，沉船遗址是一只满载景德镇青花瓷器和铁锅的明代晚期船只，它航行到琅琊台海域时触礁沉没。由于附近海域为礁石底，船体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了船舱中的货物与礁石凝结在一起。

    关于瓷器，胶南风河流域的祝家庄遗址曾出土两件制作精美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今陈列于黄岛区博物馆内；灵山岛周边海域的渔民也曾打捞出宋代磁州窑瓷器，这些都是青岛作为南北海上商路节点城市的直接证据。而到了明清时期，青岛在交通上已然成为南北海运的枢纽和中转站，这一时期通过开凿运河，开辟新的港口，使得内河航运与海港发展齐头并进，青岛作为港口城市的特色，也在此时逐步彰显出来。

    因此，这一时期，青岛的外贸与内贸交流，较之唐宋，都取得进一步发展。黄岛区博物馆还藏有当地出土的大量“宽永通宝”铜钱，这些铜钱是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在长期的中日贸易及交往中不断流入我国。所以，“宽永通宝”流通到黄岛，应在明末清初之时，它也是两国之间贸易往来的鉴证。 古镇口炮台和古镇营村

    ——见证明清“海上丝路”的海防故事

    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袭扰，朝廷在郡县设立卫所，在沿海的军事要冲也相应建立了一些城池。据史料记载，1372年，魏国公徐达指示佥事朱兴从内地往灵山卫一带迁民筑卫城。朱兴除了在灵山筑城屯守外，还在重点位置上建造了古镇口炮台和唐岛炮台，这两处炮台形成东西对峙，可以同时夹击来敌。考古人员认为，海防设施的增加，同样与“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一定的关联度。

    2014年考古人员对炮台遗址进行专题勘查，古镇口炮台位于斋堂岛北部与大珠山嘴之间的古镇口湾，耸立于湾口海岸的高处。坐山面海，与海岸线相距百米左右，呈“凸”形。至今部分石砌墙体已残败，炮台匾额与券门题额均已毁失，残墙上蒿草凋零。炮台残墙长、宽均为18.6米，厚2米，高5米。炮位后方曾建有宽大的石梯，便于军士登城，石梯现已坍塌，但遗迹清晰可辨，所遗石条尚散落于侧。另据史料记载，当初炮台上曾设置竹节大炮两尊、“镇海吼”大炮一尊，扼守要塞，以御外侵。

    自明朝起一直延续至清朝，古镇口还增设了“巡检司”机构，成为沿海一处军事枢纽。清朝兵力有所减弱，废除了世袭官兵制，古镇口改设为“千总汛地”。“千总”即清朝下级军官，千总所管辖的属兵就是汛兵，汛兵的驻地为汛地。至民国年间，“口”的编制被改为“营”，古镇“口”也就成为古镇“营”，直至古镇口炮台被废弃，古镇口才改回原来的名字，但留下一个村落仍旧名为“古镇营村”，见证了这段历史变迁。

    唐岛炮台位于现黄岛区积米崖港区的西南，唐岛北面的山坡上。据《胶州志》载，炮台建于清雍正四年，道光二十年重建，《灵山卫志》称它与古镇口炮台为东西相向的“姊妹炮台”。炮台石砌，石灰嵌缝，由炮位墩台和守城兵卒营房组成一个建筑整体。炮位东西两侧各有条1.5米宽的阶梯通往台顶。

    此外还有亭子兰炮台、吴家村墩台、西桥子墩台等多处海防遗址，共同勾勒了黄岛区海防卫所遗迹的全貌。其中，西桥子墩台是新发现的一处墩台，它呈正方形，下部外围用石块砌筑，里面用黄土夯筑，高5米，边长约20余米，是明代沿海防倭和防海盗设置的报警烽火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