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铭侠：青春年华献给长江边黄土地

    从1974年3月下放至1978年初考上大学离开，满铭侠18岁至22岁的青春年华给了长江边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她付出了汗水、辛劳和年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劳动技能和生活能力，还有战友间的真挚友谊。

    ■人物简介：

    满铭侠，1956年6月出生于合肥，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岳西县来榜公社，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合肥，1974年3月下放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四连，1977年底考上安徽农学院。毕业后在省丝绸公司做外贸业务，直至退休。

    来到长江边的建设兵团

    1974年3月18日，我和合肥二里街街道其他五男四女共十名青年一起下放到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四连”（几年后改为“国营华阳河农场五场四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其实，这是我的第二次下放。第一次是1969年作为机关干部的父母下放到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我们全家随行，我当时读小学六年级。四年后，父母调回合肥，我作为高中毕业生又一次面临下放。

    我们团地处宿松县境内，12个连队沿着长江边一溜排开。向西和湖北的黄梅接壤，长江对面就是江西的九江市，晴好天气可以看到庐山。北面是龙感湖。老职工称这里是“安徽的西伯利亚”。

    我们兵团是部队建制：师、团、连、排、班。但和边疆建设兵团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团以上干部才是现役军人，并且全部不配武器。只有农业生产任务，并无国防责任。和农民又不同的是，我们的收入不是记工分，而是和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第一年是学徒工资，每月18元。第二年是20元，第三年是22元。除特殊情况，一般十天休息一天。一年有12天的探亲假。虽然是非军非农非工的三不像，但是能拿固定工资，自己养活自己，又是部队化管理，我很满意，家长也很放心。

    因为这里是沙土地，不能种水稻，主要就是种棉花。五月播种，九、十月份採棉，11月份收完棉秸秆。冬闲时挑湖堤，清河泥，修水利。和农村种双季稻，种麦子，“抢收抢种”一身水一身泥的辛苦相比，种棉花相对干净和轻松。特别是兵团有比较高的机械化水平，耕地、平整土地、播种等都是拖拉机完成。人工主要就是间苗，除草，打药，摘棉和拔棉秸。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田野，冬天一片黄土，春天棉苗一片青绿，秋天棉花一片银白……

    柔弱女子变身女汉子

    到连队后，我下放之前想象的穿军装、开拖拉机的愿景没能实现。

    我们团六连是机械连，这个连集中了团里的多数“高大上”的农机械，供全团统筹使用。每个连都有几辆拖拉机。我们连算小的，也有两辆。这俩拖拉机是连队的宝贝，挂个车厢，就能拉人拉货。挂个铧犁，就能翻地，挂个齿耙，就能平整土地。挂个播种箱就是播种机……连队有个机务班，拖拉机归他们使用和保管维修，能进机务班是每个年轻人的追求。我们这些新人特别是女知青是根本不可能进去的。

    连队一百多号人，有一个男知青排，一个女知青排。每个排又有两个班。我所在的二排一班，班长叫杨瑞芳，是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知青宿舍是灰砖灰瓦，带走廊的平房，每间住四至五人。连队给每个知青配备的家具就是一张木床。那时候知青下放可以凭《下放证》买一个白板木箱子，被褥、四季衣服、鞋袜都靠这个箱子运到了连队。热水瓶、洗脸盆、毛巾等所有日常用品也都是自己带下去的。宿舍里的地面是泥土夯平的，连队给每个人发四根尖头的木头桩子，用斧子砸进地里，再把箱子垛在上面，就是各自的桌子了。

    我们到连队时正是冬季，所干的第一项农活就是修湖堤，这是一项重体力活。无论是抬大筐，还是挑簸箕、挖土，全都干不了。特别是那根抬杠，都有我的小臂粗，空筐压在肩上都很疼。老知青照顾我们，让我们从挑簸箕做起，先少少地装些土。结果，担子在肩上还是两头翘，走起来歪歪扭扭的。一个冬天干下来，肩膀压疼了、压肿了、压麻了，循环往复，肩膀习惯了，力气增加了，技巧掌握了，像我这样七十来斤重的瘦弱城里姑娘，也能挑起几十斤重的担子，忽悠悠地潇洒来去了。就是抬一百来斤的大土筐爬到高高的湖堤上也不怵了。

    很多人对下放知青抱有很大的同情，很多知青自己也觉得下放劳动是很苦的。我却对各种农活充满兴趣，就像在城里学打毛线，学缝纫机、自行车一样。每学会一样农活，都很有成就感。虽然我们是拿固定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但是我总是希望自己不落人后，就像学生时代考试一样。后来在间苗、除草、打药、摘棉、挑土等农活中都能干得很好。由于臂力不够，比较怵的是起河泥，还有就是挑棉花秸。因为扎棉花秸也需要很强的臂力 。

    印象中最苦的农活是在天寒地冻中清河泥。铁锹插入河泥中，就像被胶黏住了一样，要想把一锹烂泥铲起并扬送到河岸上，需要极强的臂力，女知青干这活最为吃亏。但那时候正值青春活力旺盛的时期，再加上兵团干活喜欢大张旗鼓，几里河堤总是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大家被鼓动得热血沸腾，竞相比赛，哪管天寒地冻。以后我也总相信：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活，缺油少盐的伙食，让我饭量大增，一顿能吃半斤米饭或者两三个大馍。人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一下子胖了起来，体重也从七十多斤增加到了一百斤出头。田间的日晒风吹，也让我黄巴巴的小脸变得黑里透红。因为外形变化太大，一年后回家探亲，姐妹们到火车站接站，硬生生在眼面前漏过我。到家后看到我简直不敢认，连说：“你还是瘦些好看。”

    知识也是力量

    我是连队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的知青。虽然是生产连队，但是也需要能写写画画的人。特别在那个特殊时代，各连队都要“应景”组织开会学习，于是我受到了“重用”。下放的第二年我便做了记分员，兼任报道员、宣传员、图书室管理员。

    可别说，我写出的那些大批判文章和理论学习体会倒也像模像样，投给团部也总是能在大喇叭里播出。最搞笑的是，1976年8月团里成立了“函授大学”，我居然被聘为“马列哲学系”兼职教师。不过两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函授大学”一天也没开课就流产了。这个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滑稽。但因为写文章要关注时事，经常动笔，恢复高考后，我能有幸成为第一届大学生，高考时多亏了语文和政治两科拿了高分。不过这是后话了。

    当时连队食堂山墙上有一块水泥黑板。之前这块黑板只是出出通知，写写告示，我把它做成了板报。定期更换内容，紧跟形势，及时报道团里、连队的活动。板报前成了大家开饭前后聚集聊天的场所。

    我掌管的连队图书室，其实就是在我的寝室放了一个竹制的三层小书架。书架上只有可怜的几种书籍：《毛泽东选集》《十万个为什么》《金光大道》……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这几本书都要翻烂了。我特别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在田间休息时，就把里面的那些知识结合实际讲给战友们听。比如：为什么会打雷？为什么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为什么要给棉花整枝间苗……大家都很喜欢听。

    由于我干农活肯下力气，脑力活干得也不错。因此在下放的几年中，我多次被评为“知识青年先进分子”，还光荣地出席了师、团“先代会”呢。

    激情岁月永难忘

    从1974年3月下放至1978年初考上大学后离开，我18岁至22岁的最好青春年华给了长江边这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我付出了汗水、辛劳和年华，收获了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劳动技能和生活能力，还有战友间的真挚友谊。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有些场景只要想起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春天里的夜晚，加班播种棉籽。我们站在拖拉机后面的棉籽箱的踏板上，微风拂面，送来泥土的味道。月光如水，无边的田野，连队的房屋安静地伏在远处。只有拖拉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还是夜晚，我要走了。七八个知青战友们拉着架子车，走在通往团部的土路上，车上装着我的行李。那晚没有月光，只有几只手电筒照着前方。他们连夜把我和行李送到十几里外的团部，以搭上大清早去合肥的便车。为不耽误第二天上工，他们还得连夜赶回去。没有他们，我真不知如何把这些行李弄回去。

    难忘的还有那些人：上海知青中，勤奋好学的瘦高个子的周尊松，脑子灵活路子广的“萝卜头”蔡建明，调皮捣蛋的“猴子”，心灵手巧的杨瑞芳，总是看不起“外地人”的陈立新……合肥知青中，漂亮但稳重的陈义凤，圆圆脸总是笑呵呵的周桂珍，酒量特大，过年喝倒一众男知青的蚌埠女知青——“大车”的女儿小李。总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的芜湖女孩小王……

    这些人分别后就没有再联系。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少数人后来招工去了安纺和柴油机厂，其他的在知青大返城后，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乡，一个没留。这么多知青一下子走了，那片土地该是多么寂寞啊！“离开”是包括我在内的知青们的梦想，走的时候都是向前看不回头的。“离开了”则又对那片土地魂牵梦绕，频频回首回忆。人就是这么奇怪！

    重回故地

    去年国庆节，我终于回到阔别了36年的农场。这里的体制、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已经是家庭承包；由于种棉花人工成本太高，棉花面积大幅减少。有种黄豆的，种玉米的，还有种水稻的呢。当年一望无际棉田的壮观景象再也见不着了。

    虽然魂牵梦萦，但是走近了，情却怯。路上我问了一个路人，提到了当年机务班的秦毛林，他是老职工子女，他父亲老秦当年是我们女知青排排长。很巧，这人现在和他住前后排。于是骑着摩托车到一连的地块里找到了毛林。

    毛林听说有以前的知青回来找他，也是很意外。见到面，大家还是想起了对方，都十分高兴，可惜老秦已经去世了。意想不到的是，年近九旬的姜连长居然还健在，还住在老房子里，真让我高兴。我们赶紧一起回到了四连。

    姜连长还是那个样子，岁月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变化。但是如果不介绍，姜连长已经认不出面前的我了。是啊，我走时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回来时已经是年近六旬的退休妇女了。

    毛林带着我把四连到处走了一遍：女生宿舍不在了，只有一些砖瓦堆在原址上。毛林告诉我，那是1989年和1990年长江两次发大水，所有的房子都泡在了水里，只露出了屋顶，女生宿舍被泡倒了。

    食堂也没有了，大仓库还在，一些职工在忙着收黄豆。记得当年这间大仓库主要是储存籽棉的，刚采下的棉花先堆放在这里。采棉期过后再用拖拉机运到团部的轧花厂，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轧花厂加工成皮棉后调给哪家棉纺厂就是团部的事了。平时仓库又是大会堂，摆两张床甚至是临时招待所。

    毛林说，你要是过两年再来，整个四连都不在了。因为要搞“新农村建设”，西边这几个连队都要集中起来建房居住。原来连队都要拆了，复垦为田地。幸好！毛林还带我看了当年一到冬季就要来干活的龙感湖，看了当年赤脚下水清淤的那条河——湖水，河水依旧，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临走时，毛林交给了我一个袋子，袋子里面是几个橘子和一张塑封的照片。毛林说是姜连长让他转交给我的。橘子是姜连长门前自己种的树上结的，照片则是姜连长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姜连长看着我，我一下子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再见了！我的连队；再见了！我的连长，我的战友；再见了！龙感湖，棉花，玉米……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