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烈士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简介:
厉华,男,生于1953年,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手稿
邓致久
雷震
江竹筠
罗广斌
红岩革命者的斗争经验—
经验一:革命者被捕后,并非是什么都不说,关键看怎么说,怎么能自圆其说而争取被释放
经验二:应付特务审讯,说大不说小、说远不说近、说死不说活
国民党特务如何用“一杯茶”就让地下党高级干部改变立场?红岩烈士们的“狱中八条”为什么到改革开放后才公布?日前,厉华的新书《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出版,该书用大量的史料向人们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红岩历史。
以红岩幸存者罗广斌提交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由来为线索,用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和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的回忆,以“堡垒从内部攻破”、“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等10个章节,图文并茂地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例如,书中描写了谭沈明、楼阅强、邓致久等遇难烈士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叛徒任达哉、冉益智、刘国定等人的叛变过程。
当年罗广斌提交的报告为啥缺失了两部分?
"狱中八条"是当时狱中同志对地下工作失败的总结。”该书作者厉华介绍,1949年底,红岩幸存者罗广斌根据烈士们的嘱托,向党组织秘密递交了长达几万字的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原件共15页,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狱中意见。几年前,我市专家学者将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梳理公布,这就是“狱中八条”的由来。
殉难于白公馆、渣滓洞的烈士,他们为什么会留下“狱中八条”这样的意见?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狱中八条"都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厉华称,“狱中八条”主要包括八方面内容: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的整风运动;八、惩办叛徒特务。
既然“狱中八条”这么重要,为何小说《红岩》没有提到?“这份报告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罗广斌按照组织要求没有在任何场所谈过报告的内容,所以小说《红岩》里也没提到。”厉华说。
厉华还分析了当年罗广斌提交的报告缺失了两部分的原因:“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份罗广斌写的"自我检讨",里面有专门记录"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内容。这份"自我检讨"的书写方法、纸张、页码,以及记录的内容,与《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一致并相互呼应,所以我们判断《报告》缺失的第五、第六部分应是专门记录"特务罪行"和"烈士典型"的,前者可能当时被公安机关拿去用于抓捕特务,后者则可能被归档到烈士资格评定的卷宗里了。”
一杯茶如何让地下党高级干部叛变?
比敌人更危险的是叛徒。
在《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等人叛变的过程。
1948年4月的一天,被叛徒出卖的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徐远举请刘国定喝茶。
“我姓黄,只是一个生意人。”刘国定搪塞说。
“刘书记!”等刘国定端起茶杯要喝时,徐远举“不经意地”喊了一声。
茶杯“咣当”一声从刘国定手中滑落。
“像你这样的书记,只要加入我们,比搞地下工作要有前途得多!”徐远举以利相诱。
刘国定的面部肌肉开始抽搐起来。
“听说你的妻子马上要分娩了?”徐远举以其妻儿性命相逼。
刘国定顿时崩溃,向徐远举彻底交代了“问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叛变后,刘国定竟一再希望徐远举考虑他是省委、市委级的干部,在职务上给予考虑,两人最后以“中校”官职成交。
同样,特务没费多少心思便让另一地下党人李文祥叛变。
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而被捕。被捕后,他在特务的酷刑面前没有屈服,在白公馆坐了8个月牢,但在1948年12月却叛变了—特务从他脆弱的感情上找到了突破口,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万分,要出去“交代”。跟李文祥一起关押在白公馆的陈然极力劝阻,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但李文祥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还是出去交出了十五个人的名单。
1951年,叛徒李文祥、刘国定、冉益智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江竹筠为何写“自白书”称彭咏梧有了“小三”?
“革命者被捕后,并非是什么都不说,也不是什么都是打死也不说,关键看怎么说,怎么能自圆其说而争取被释放。”在《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书中,厉华讲述了红岩革命者的斗争经验。
应付特务审讯,地下党采取了“说大不说小”(即说毛泽东、朱德这些领导,敌人无法抓)、“说远不说近”(当地的绝对不说,外地很远的可说些不着边际的)、“说死不说活”(过去很久,现在不存在的)的办法与特务斗争。
“这三个应付审讯的原则,实际就是一种应对策略。”厉华说,应对特务的审讯,关键要看平时接受的训练、自己的思想意志力和心理素质。
在叛徒冉益智写的《我所知道的军统内幕补充资料》里讲述了数位烈士英勇机智的事迹:“江竹筠,受刑几次晕倒了。后来写了一篇自白书,说她与彭咏梧感情不好,彭在外面另有恋人,并爱跳舞。所以,彭虽然向她提出过组织问题,她也承认过,但并没有工作。后来有人向徐远举说人情,想释放她,徐说:"那个女娃儿,哼!!!"
那些鲜为人知的烈士:有人卖掉结婚戒指为狱中难友换回药品,有人为保全家人而主动走进监狱
一书中还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烈士故事。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以国民党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渣滓洞。黄茂才是渣滓洞被争取过来的一个看守,也是狱内外党组织联络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帮过难友许多忙。当雷震请求他变卖自己的结婚戒指,买回药品,黄茂才答应了,并买来鱼肝油和盘尼西林药片,为狱中难友战胜疾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10月28日,雷震牺牲于大坪刑场。
1948年,四川广安人邓致久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带领十几个游击队员躲避在观阁广兴山上。国民党特务三番五次去邓家中搜查,要他妻子唐克珍说出丈夫的藏身之处。在特务的紧逼下,唐克珍去求邓致久的兄弟,要求他去把哥哥找回来。1948年底,邓致久为了不连累他人和家人,主动走入监狱,后牺牲在渣滓洞。(本栏图片均由厉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