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的现代化
65年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从几乎一无所有向丰富多彩转变；人民的文化生活从严重匮乏向比较丰富转变。政治文化从传统的专制文化向民主法治文化转变，从官僚文化向公共文化转变。民主、法治已经构成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社会文化从落后的封建文化、半殖民地文化转向了以公平正义为主旋律的现代文化。公平正义取代过去的等级服从与权力膜拜，成为人民心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经济文化从过去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文化转变为以效率、创新为主旋律的市场经济文化。道德文化从传统的三纲五常为主体的封建文化转变为开放、开明、包容的新型道德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流道德规范正在形成。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弃善扬恶的社会，这是不正确的。诚然，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来，社会的道德水准有一定程度的滑坡，但这些只是社会道德的局部层面。总体看，全社会积极向上、开明包容、惩恶扬善的道德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可以相信，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随着科学合理的引导机制和评判机制的建立健全，中国将逐渐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文化体系。
社会建设的现代化
65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是社会差距正在缩小。研究社会现代化首先得看“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脑体差距。建国65年来，我国的“三大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过程，总体上在缩小。应当看到，我国社会公平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国民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2003-2013年10年间，基尼系数突破了0.4，最高值达到0.49，平均达到0.481，已经属于高度不公平状态。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跟西方的贫富差距性质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制度性差距，而中国是机制性差距。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追求资本收益的，收入差距是制度使然，无法改变。最近，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热议。他认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资本主义要发展，必须彻底改变资本的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益增长率的制度设计，否则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按照他的统计，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收益增长大大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如美国，二战前1%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20%，二战后降到10%，当前又提高到20%。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根本问题，避免不了，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持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可以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机制的改革，调整、完善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当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农民的市民化与户籍附着权利的取消，社会公平度正在显著提升。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国家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规则意识的增强，“三大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
二是社会流动与整合机制逐渐形成。社会有序流动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给每个人从社会低层进入社会高层的机会，人的有序流动进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流动很小，人们都被禁锢在土地、单位和户籍上。当前，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职业门类日益丰富，社会流动不断加速，并且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世所罕见。总体上看，这种流动与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开放化、市场化是相适应的，是安全、有序的流动。当然，其中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和群体分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社会矛盾还可能激化。但随着政府的有效调控和引导，社会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新的社会流动与整合机制必将形成和不断完善，从而推动社会各阶层生动活跃、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流动，并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创造力、社会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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