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群众路线最早的历史渊源。

    近代的群众路线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群众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重视做好群众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内容。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并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这四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前两句阐述的是党的群众观点，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后两句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即如何把党的群众观点落到实处。前两句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问题的世界观，后两句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问题的方法论，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整体内容。

    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开始不断完善和成熟。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还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出发，提出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就使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进一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抗战，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的提炼，也是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总结。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它提到了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在谈到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内涵时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