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21年未领元帅工资 对家人常谈为人民服务

1953年，朱德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一生胸怀救国之韬略、心念民众之福祉，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与思考。

　　对下属秉承率先垂范之风

　　1928 年4 月25 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余部开上井冈山，三天后跟已在这里初创了一块根据地的毛泽东所率的秋收起义余部胜利会师。5 月4 日，二人率领的部队召开胜利会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敌人不仅从军事上打压新生的革命政权，还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妄图把红军战士困死、饿死。

　　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坚持革命斗争，井冈山周围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送粮上山，毛泽东和朱德也经常带领部队下山挑粮。1928年秋的一天，朱德带领战士们经黄洋界到宁岗古城去挑粮。以往每次挑粮朱德总是装得满满的，这次也不例外，一到古城朱德就抢先装粮，在装满两个箩筐后，又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个口袋装了大半加在箩筐上。这时，有个战士看到后心疼地说：“军长，你少挑一点吧，我们每人多挑一点，就把你那份补回来了。”朱德严肃地说:“我为什么要少挑？我挑得动嘛。”说罢，他就挑起担子去过秤，整整142 斤。在朱德的表率下，每个战士都自觉地把箩筐装得满满的。

　　返回的路上，大家看到朱军长一点儿都不输给年轻战士，虽然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弯了，但他的步伐依旧坚定，神态依旧认真，不由得更为感动和敬慕，也都干劲十足，不知是谁起头齐声唱起了：“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挑起粮食上山岗，毛委员带兵在井冈绘蓝图，朱军长带我下山去挑粮”……

　　1938 年，侵入山西的日军不仅对我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围攻，而且对逃到晋西南吉县的阎锡山当局及其党、政、军机关也步步紧逼，形势相当严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分析了阎锡山进退维谷、举棋不定的心态，决定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延安返回驻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的途中，派他亲赴山西吉县与阎锡山当局共商抗日大计。

　　11 月下旬，组织上为朱德一行准备了一辆大卡车，一路上经甘泉、鄜县（现富县），翻过黄龙山，到达宜川县城。从这里到黄河渡口没有公路，卡车不能再继续前行，只得转为步行。随行的留守兵团司令部侦察科长黄朝天和战士们弄来了两匹马，想让朱德乘坐。可是朱德却严肃地批评了黄朝天：“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忘记了？你们这是违反纪律呀！应当把马送回去。我也有两条腿嘛！我也能走。”朱德又说：“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发扬光荣传统。你们不要看我年纪大，来！我们比一比，看我能不能赛过你们年轻人！”话音刚落，就迈着大步朝前走去。黄朝天无奈，只得让人将马匹还了回去，并快走几步跟上了朱德。

　　走了一会儿后，朱德回过头来对着战士们说：“你们还记得长征吗？”“怎么不记得？我们大都是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我还在长征时见过毛主席哩。”大家七嘴八舌地答道。朱德感慨道：“那时候我们有多少困难。穿的是羊皮衣，吃的是豌豆叶、青草，还有皮带、鼓皮……草鞋穿破了就打赤脚。一路上，天上有飞机，前面有敌人阻击，后面有敌人追击，左右有敌人侧击。今天条件可好多了，我们还有汽车坐，这点路跑跑有什么要紧？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时刻都不能丢掉呀！”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是朱德在用实际行动教育大家啊!

　　渡过黄河之后，朱德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吉县古贤村。在这里的十多天中，朱德整天都忙着接待各阶层的访客，并在阎锡山举办的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演讲。他积极向阎锡山及其部下、社会人士、进步学生等广泛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并为众人分析当前抗战形势，引导他们为积极抗日作出重要贡献。

　　1947 年3 月，为打破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朱德从陕北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4 月26 日，朱德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土改和军事工作两个方面上。

　　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工委平山县土地改革实验组组长、土改工作团团长的张冬月等一行三人向朱德汇报工作，等汇报完后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朱德热情地招呼大家留下来一起到食堂吃饭。当天食堂供应包子，伙食管理员看到朱德等四人在一张餐桌前坐下，就另给他们端上了四盘菜和一盆鸡蛋汤。朱德看到这么多菜，不禁皱了皱眉头，让勤务员叫来了伙食管理员。他指着桌上的饭菜问道：“今天是什么饭？”管理员不解地答道：“包子。”朱德发现他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便指着菜又问道：“这些又是什么呢？”管理员更疑惑了:“四盘菜，一盆汤。”朱德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包子里面既有菜，又有肉，为啥还做四菜一汤？”管理员有些委屈，但又倔强地答道：“因为今天总司令有客人呀！”朱德又问:“噢！客饭就没有标准啦？”管理员解释道:“有，但总司令的客饭是实报实销的。”言外之意，跟一般干部的客饭标准不同。听到这时，朱德十分严肃并激动地说:“噢，原来你们是以我的名义搞特殊呀！以后，你们都要按政府的标准行事，谁也不准搞特殊化。”面对机关食堂按照职务级别高低而规定的客饭标准为他和客人准备的“特殊饭菜”，朱德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只要求按照一般干部的客饭标准接待来客。他历行节俭、不搞特殊的作风深深触动和教育着大家。

　　对家人常谈为民服务之风

　　朱德不仅对子女们的行为严格要求，而且常常循循善诱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努力消除孩子们的特权思想，另一方面着重培养和树立其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他常对孩子们说：“为人民服务，要有本领，这就得好好学习。什么也不会，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1948 年，当儿子朱琦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门的时候，朱德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上就不同了。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到管理工作的经验。”遵照父亲的教导，朱琦到了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后，没有到处宣扬自己是朱德的儿子，更没有利用父亲的特权谋取私利，而是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练习生，从基层做起，从司炉到司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

　　1953 年的一天，铁路局领导叫朱琦负责开一趟首长专列，停车后，领导说首长要见他。朱琦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急匆匆地来到首长所在的车厢。到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位首长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朱德看到儿子穿着一身满是油污、汗渍的铁路工作服，一把就拉着他坐到了身边，满怀欣慰地说：“你学会了开火车，这很好！学到一门技术，就应该而且也能够更好地去为人民服务了。”临送别时，朱琦注意到干净洁白的沙发上被自己坐出了一大片黑印，就不好意思地指了指这个黑印，朱德露出了慈父特有的关爱笑容：“没关系。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政治，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不要满足现状，要谦虚谨慎，工作要更踏实认真。”

　　外孙刘健从小生活在朱德身边，1960 年刘健要上小学了，因为学校离家远，所以他想坐外公的公用小汽车去上学，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外公并未派出平时外出办公时乘坐的小汽车，而是让工作人员请来一个拉三轮车的车夫老王接送他。小家伙不干了，大声嚷了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呀，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朱德听到外孙的吵闹声，从屋里走了出来，和蔼而不失威严地说：“你问问王伯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老王说：“别说汽车，就连这三轮车也没坐过呦。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朱德又耐心地教育道：“你要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你们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你坐了汽车就高兴，吃了糖果就舒服，你还能爱劳动吗？”其实，朱德的意思是：如果对孩子的任性行为听之任之，长久发展，就会养成其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听着爷爷的教导，刘健惭愧地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朱德拍了拍孩子的头“: 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干活，帮助妈妈做事了。你们多幸福啊，可不能变成小泥鳅，全身挺滑，总想钻到泥里睡大觉！”刘健一听就笑了。后来到了二年级时，朱德要求刘健搭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刘健愉悦地接受了。

　　1963 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女儿朱敏一家回家看望父亲，朱德就让他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并说：“这些服务人员很辛苦，今天应该让他们休息，你们做些事，不能吃现成的。这也是学雷锋的具体行动。”于是，女儿女婿负责做饭，外孙们就积极地开始打扫房间、洗衣服。朱德还在闲暇时带着孩子们在自家院子里开辟的小菜园里学种菜，学习如何刨地、下种、施肥。朱德还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不热爱劳动，将来就要厌恶劳动，就要脱离人民，你们可要从思想上重视劳动，向工人、农民伯伯们很好地学习啊！”

　　孙辈们长大后开始面对工作选择时，朱德很是关心，他积极地教育孩子们要端正就业观点：不要挑拣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把哪一行搞好。”刘健参军后在1971 年底回家看爷爷，朱德看着一身崭新军装打扮的刘健，严肃地说道：“到部队以后，要听从指挥，听首长的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看到外孙一脸茫然，朱德解释道“: 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1973年，当部队领导把准备为刘健提干的消息报告给朱德后，朱德说道:“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再当几年战士，多锻炼锻炼对他有好处。”这话看似不近人情，但细细体味之下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外孙的殷切希望之情。1975 年，当了五年士兵之后，刘健终于成为一名干部。

　　当朱德知道外孙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后，他高兴地对外孙说“: 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劳动才有饭吃。”还时常教育刘康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要当个好工人”。

　　朱德的洗漱用品和穿过的袜子、鞋。

　　对自己严守朴素勤勉之风

　　1956 年9 月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大家作出了表率。这位名列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的开国功臣，从不居功自傲，至始至终都对自己严格要求。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即便是这样简单的“特灶”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吃到，而他的夫人康克清一般都是在普通食堂里吃饭。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这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水平。只有到了节假日，孩子们回到家后，全家人才在一起吃饭，但也只是一些家常便饭而已。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第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朱德多次书写“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早在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时，朱德就承担起了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重任。周恩来去世后，朱德更觉身上责任重大，他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常常公开表态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仅在临去世前的半年中，朱德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1976 年6 月21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朱德事前没有接到推迟会见时间的通知，在冷气房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年迈老人依旧用毅力强撑着，顺利完成了会见任务。在会见中，他嘴角还挂着亲切得体的微笑。回到家后，经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感冒。辗转几日，病情越发严重，于26 日凌晨被送进了北京医院。早上，朱德仍念念不忘下午会见外宾的工作安排，还向医生提出了请假的要求。医生和家人纷纷阻止，但朱德还是坚持要去，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有了安排之后才放下心来。

　　10 天之后，1976 年7 月6 日， 朱德逝世。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戎马半生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而以身作则的光辉形象，永驻人们心中。本文原载于《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