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库"尴尬: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30个省级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来了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邀请了社科领域的“龙头老大”中国社科院来介绍创新经验，但主要是借机学习如何“找钱、找项目”。

　　“国家院(中国社科院)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即使不开这个会，各地也会到国家院去问，科研是怎么开展的，科研经费是怎样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负责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找钱、找项目”。

　　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机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省级社科院，发现自己慢慢被挤到了(或依然处在)省委、政府智库群的外围，日益边缘化。

　　最外围官方智库的尴尬

　　“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中国大陆31个省份，除海南外，都设立了省级社科院，是直属省委、省政府的正厅级事业单位。海南省在建省办特区过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并未设立社科院。

　　对于所有省级社科院来说，2004年中央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带来了机遇性的转型。

　　在那之前，省级社科院长期以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世界史、社会史、宗教学等等，是一个类似大学的“象牙塔”。3号文件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

　　之后，各省级社科院都逐渐把定位转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为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撑和服务。

　　但接近地方权力中心的路其实走得颇为艰难。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长将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库排了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党委、政府的两个政策研究室，第二层次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层次是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大多数省份设立)，第四层次是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五层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机构和高校。

　　正因为处在官方智库的外围，不少社科院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危机。

　　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社科院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财政。6月底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一些院长就对记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经费仍摆脱不了“化缘”的境地，更何况“这任领导答应给的金额，到了下一任领导又变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认识不到位，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要地方财政拿出更多资金，来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很艰难的。因为它不像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不可能‘刀下见菜’。而根据现在的评价制度，地方官员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绩。”陕西省社科院院长任宗哲对记者说。

　　尽管各省级社科院开始主动服务地方党政机构，但大多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决策咨询体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参与市里“十二五”规划和一些重大战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为自己的“边缘化”而苦恼。地方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较少主动与社科院沟通，社科院的研究课题往往是通过各种方式争取、“请示”来的。

　　“现在政府内部有各类研究机构，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信息比较灵，省长书记出国下乡都带着他们，他们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和条件，掌握大量的内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过社科院。他们跟领导的关系也好，经费也有保障。社科院现在的境况是很危险的，逐渐被边缘化。”辽宁省社科院院长鲍振东说。

　　有的院长甚至自嘲社科院是“养老机构”，到社科院当院长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我从地级市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到社科院当院长，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问，说你姑爷犯什么错了，给弄到社科院当院长去了。”一位院长无奈地说。

　　据了解，在一些省级社科院，生存境况似乎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为了争取领导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于是重点研究党政领导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样文章，领导提出个政策，去解读它的合理性，给领导唱赞歌。“××领导提出了……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领导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为核心，扎实推进……”这样的表述常常成为某些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主体。但是温顺的“拍马屁者”往往更让领导觉得没有存在价值，科研经费的上涨更加无望。

　　院长的主要工作是“找钱、

　　找项目”

　　同为谈创新，国家院是有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

　　今年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受邀为大家介绍该院于2011年启动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包括人事、科研、经费配置等方面的创新。

　　“国家院(指中国社科院)和地方院创新是两种思路：国家院谈创新，是有了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我们地方院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多省社科院院长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据他们透露，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从国家得到了10多亿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据了解，省级社科院从各地财政厅获得的经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二是科研课题经费，数额各地差异很大。

　　“说起来是人员工资全额拨款，但参照系是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社科院是高职称人才聚集的地方，广东社科院每年这一块的缺口有20%多，要自己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指领导布置的课题，‘横向课题’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委托研究的课题)挣钱来补足。”广东社科院副院长王珺说。

　　但在科研课题经费这一块，广东社科院的情况足以令很多兄弟单位艳羡。“每年课题经费有六七千万元，70%~80%来自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平均一个课题有三五十万元。广东对决策咨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王珺透露。

　　青海省社科院号称“全国最小的社科院”，在省级社科院中经费最少，每年130万元；编制最少，只有90人，其中科研人员不到50人。院长赵宗福却对记者表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青海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我上任之时，我就跟省里领导说，尽管我单位很穷，但决不为难省里，要像一个有本事的儿子，到外面去挣钱。”赵宗福说。

　　赵宗福“挣钱”的秘诀之一，是争取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我们申报11项，有7项获批，立项率63%，远超全国平均30%的立项率。从2009年至今，我们一共获得48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实现了人人都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赵宗福说，每年省财政拨款的130万元科研经费，远远不足，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了六七百万经费，这是最浅显的动力。

　　不是所有的省级社科院都如此幸运。

　　“2003年我才去辽宁社科院，科研经费一年才60多万元，全院有200多人，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连下一次乡调研都不够。后来陆续涨到500万元，不再涨了。500万元除去学术交流、接待、办刊物，实际用作科研经费的只有300多万元，一般一个课题1万元，大的课题也就2万多。”鲍振东很无奈，一两万元做一个课题，想出很好的成果确实困难。而且，经济在发展，科研经费不增长，实际就等于连年降低。

　　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就提出，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社科院的财政拨款应人均分别不低于10万元、6万元和4万元，且每年递增幅度不低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不少省级社科院的科研经费都没有获得增长。

　　新定位：

　　比领导的考虑“快半步”

　　迎合领导，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特别是研究经费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省级社科院顺利实现向新型智库转型的瓶颈。“但你给地方都没有做贡献，凭什么给你钱呢？各省社科院应该在做贡献中求发展。”任宗哲说。这也就是社科界 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决策咨询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地方党政智库的“五个层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是在做知识创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处在工作一线，要针对当下领导关心的问题，提出现状分析和对策。社科院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点，利用自身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对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致力于提供本地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各地方院应当分析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找自己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长期、战略性、应用性，比领导干部的考虑“快半步”，基本已成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种共识。

　　但在实际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仅没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领导干部后面走，参谋与咨询的功能无从谈起。由于是官办体制，很多时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读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做法也迫于无奈，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给省委、省政府决策多提一些意见，特别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见，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兴，拨下来的钱更少。”某省级社科院院长说。

　　“上面领导提出了一个什么思路，想办法去把它说圆了，任务就完成了，领导也高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没有理论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在赵宗福看来，地方社科院应该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党委政府的意见，高质量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不是做低层次的官样文章。

　　“社科院现在地位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了，长期养了那么多的懒人、庸人，队伍人数不少，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有用的不多，这是不行的。”鲍振东说，作为地方社科院来说，的确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意识，但不是说要迎合地方党委、政府，迎合某个领导，“那恰恰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最大的对手：

　　麦肯锡这样的国际智库

　　要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

　　“我们的‘客户’，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应付。广东省委、政府的领导，博士毕业的很多，素质都很高，你要能帮助他分担一些问题，给他对策性的思考，他才觉得你有价值。他对研究报告既要求快，又要求系统，而且还要求实。”经济学出身的王珺喜欢把省委、省政府称为自己的“客户”。而他希望用订单导向、打包结算的方式破解科研经费短缺的难题，走出一条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路。

　　“今年4月，我报了25个题，让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去勾选，其中23个题都被勾了，我们计划用三个月到半年把他们勾选的课题做完。”这就是王珺所说的广东社科院研究课题的“订单导向”。

　　正如他所说，广东对于决策咨询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同其他省级社科院面临的困境一样，给省委省政府做的这些课题常常是“免费的午餐”——每年下拨了人员经费和一定的科研经费后，省财政往往不会为某个或某一批课题再拨经费。

　　“一个课题三五十万元，你让省长、书记一个个来批，他不是这样的角色，太小家子气。今年我要打开局面，如果领导觉得我们今年的课题做得很好，明年我再提交课题的时候，就打算提出费用了，一揽子跟主管领导谈，打包结算。”王珺直言，“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但我说，‘有为才能有钱’。”

　　虽然每年六七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已经令兄弟单位艳羡，但王珺也有自己的压力。在经济发达、对决策咨询有高需求的广东，“我们现在竞争中最大的压力，就是麦肯锡、兰德这样的国际智库。它们已经给广东做了不少项目。比如，兰德公司就给广州知识城做了创新体系研究。”王珺说。

　　面对外部的竞争，首先要调动内部的力量。王珺想把广东社科院打造成一支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好的待遇根本就没戏”。

　　首先应是分配机制改革

　　吃“大锅饭”，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科院要想活得更好，人事制度、课题管理、评价机制、分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少省级社科院却坦陈“改革乏力”。

　　首先，由于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政机关模式，在人事、经费管理上实行统包统配，干部能上不能下，专业技术职务易聘难解，干好干坏差别不大甚至一个样，所以在社科院内部没有竞争意识；其次，真要参与竞争，也没有竞争力。

　　鲍振东给记者讲了他在辽宁社科院搞人事改革的经历。“2006年，我们实行竞技上岗，结果下去了几个处长，有的就到处告状，弄得我很被动。书记、省长一见我就问，你们咋整的，上访的这么多。在社科院，改革没有形成气候，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人员没有危机感，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难以推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没有外部的监督机制、倒逼机制，社科院不会改革自身。”

　　不想参与竞争，背后原因是没有竞争力。一些院长自嘲地方社科院是养懒人、庸人的地方。研究人员习惯在网上做文章，抄来贴去，拿不出实实在在、能够回答时代问题的成果。

　　什么才是评价社科院工作好坏的尺度？“地方社科院之间，常常是竞争房子有多大、人有多少、在科学期刊发表多少文章、领导有多少批示、财政拨多少钱……这种竞争没有实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只是表面的风光，也是泡沫。”鲍振东说。

　　不少院长都认为，地方社科院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对社科院有定位和制度安排，同时还需要创造改革的良好氛围。首先需要改革的可能是分配机制。

　　据介绍，在大多数地方社科院，科研人员除了领财政下发的工资外，不得再从课题经费中提取报酬，课题经费只能用于差旅经费、调研经费等实际支出。也就是说，科研人员从课题中得不到经济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这是阻碍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社科院开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就将“报偿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与创新点——将科研人员智力劳动的成本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支出的重要一部分，从根本上杜绝“虚假报销”。

　　“在我们院，科研人员希望找发票虚假报销，从科研经费中获得一部分变相的收入，而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财务规则，双方老是有矛盾。有一个人拿了7万多元的汽油费发票来报销，财务人员一算，7万多元如果买成汽油，可以开车绕地球两圈！各省社科院如果都查就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是只有少数人这么做。这是分配制度造成的。”一位地方社科院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记者  姚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