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关键在厘清选择权界线

　　29日，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7月30日《京华时报》)与安乐死通过外力结束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痛苦，维护病人尊严的争议不同，“尊严死”是在病人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撤除外力支撑，让病人自然地死去，剥夺生命的人伦界线就清晰了许多。

　　允许病人“尊严死”，首先是对病人意愿的尊重，尤其是病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无任何抗争能力，无法实现意愿其实很残忍。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对于病人即将死亡，倡导临终关怀，如何做大概除了心灵抚慰，就是遵从意愿，满足他们有尊严的要求，那么“尊严死”的选择理应就是其中的部分，同样属于人性关怀。

　　但是，“尊严死”是建立在个体对死亡认知与判定的基础上，自然存在不同的标准，并且对死亡痛苦的感觉都是间接经验，作为一项权利提出来，在于充分体现保障选择权的包容性。即选择与不选择、观念预判与事实抉择，都该有明确的界线。毕竟，简单采取“生死预嘱”模式不等于临终意愿或者选择，充其量只是对“尊严死”做法的认可。

　　而临终的选择，还有一个科学性以及时机的判断，既要保证病人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又包括病人评估与医疗评估的一致性，包括三点：一是病人对“尊严死”选择的最终确认；二是“无意义抢救”的判断标准；　三是医生和病人家属时机的选择，因为临床中医生和家属对“尊严死”具有相对的主动权。

　　可见，允许“尊严死”，在充分保障病人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况下，医生与亲属也存在一个权利的把控，即如何在充分尊重病人选择权与防止“误伤”之间找到平衡是个难点。“尊严死”是尊重选择权的人性关怀，但作为一项制度或者法案，关键在于划清选择权利的界线与尺度，给现实合理性才能找得到实现的土壤，理应谨慎。（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