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四季度经济或"破7" 改革重点应在分配领域

　　2010年末我曾做出过未来三年中国经济会连续下行的判断，但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启动后，会在2013年四季度触底反弹，并展开新一轮高增长过程。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需要修正。其主要原因，是我所预期的大结构调整并没有到来。由于外需仍然低迷，国内的生产过剩没有内需出路，经济增长就走不出低迷格局，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破7”，明年某个季度则有可能“破6”，而若真的出现“破6”局面，下一个“底”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

　　国内外条件

　　不支持经济增速上行

　　以上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国际、国内条件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速上行。从国际看，在次债危机爆发五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已经看清了这场危机的长期化趋势。这是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有中国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着，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竞争力实质难以恢复。在以往时代，走出危机的主要标志是投资能力的恢复，但是今天的日本，企业在银行现金账上存有超过1.3万亿美元现金，美国企业存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现金，但企业就是不投资。不管美联储与日本央行推出怎样的宽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只是流向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能让美国和日本股市不断创出新高，就是流不进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明，在去年全球的FDI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高达52%，不仅已超过一半，而且首次超过了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这说明新全球化过程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在向深入发展。

　　在中国，去年汽车出口首次破百万辆，国内销售增长率虽然没有超过5%，但出口增长率却几乎达30%。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占领了发达国家轻工产品市场后，又在向重工产品市场大举迈进。而次债危机的爆发，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资本主体从物质生产领域转向了虚拟经济领域，由此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规模严重不对称，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崩溃。从这个认识出发来看美日欧目前疯狂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了走向再次泡沫崩溃，也不会有别的前途。在我看来，下一次新金融货币危机的爆发，应该就在2015-2016年之间。

　　这并不是说在新的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还会不错。由于宽松货币只能带来虚拟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金融市场繁荣的特点是只会为少数人积累财富，所以这两年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增长会极为有限。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低迷，很能说明这个趋势，因此，未来两年外需是指望不上的，如果两年后爆发了新危机，外需就更指望不上了。

　　从国内看，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一季度的30.3%提高到53.9%，说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更强，但是在20.1%的投资增长率背后，却是在建项目18.8%的增长率和新上项目15.1%的增长率，是制造业17.1%的增长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16.9%的增长率。统计局公布的投资增长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制造业与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低于总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说明产能释放高峰已经逐步过去了。在建项目投资增长率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相对于总投资增长率的台阶式下降，说明未来的投资需求正在明显萎缩，而若未来的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5%这样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在6%以下。

　　澄清三大误区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三个误区。

　　第一是怎样认识经济的“底”。目前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时代”，因此7%的速度，甚至更低的速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论刺激与否，速度的下限都不会太低。所以，速度下行并不可怕，因为再低也不会“失速”，或者是“硬着陆”。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过于大胆了，如果拿来指导宏观调控则更可怕。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如果不由政府来实施强力的过剩对冲政策，就会爆发市场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恐怕“零”增长率都挡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现经济负增长，我们不能因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爆发过生产过剩危机，就不警惕这种前景的存在。中国的老话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对中国经济来说，如果宏观政策的安排就是中速目标，在目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恐怕就会进入低速增长。

　　在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极大的高速增长动能，这就是城镇化可以带来的巨大内需释放。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新千年以来新增城市人口与新增城镇投资计算，每个新增城市居民所对应增加的投资已超过50万元。现在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度说得如此可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速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可以消化，例如环境问题，并不是高增长就一定没有好环境，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保护环境也有依赖财富创造的一面。

　　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对经济进行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刺激。当时的宏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却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和产能，所以会导致今天产能更加过剩，需求更加不足。但是不刺激不等于不调整，而既不调整也不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经济的情况更差。

　　第二个问题是，应以什么为核心进行改革？现在各界对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被动局面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似乎又是以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核心，所以这些改革，似乎仍延续1978年以来以搞活企业为主要方向的思路进行。甚至许多人给目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贴上了“供给学派”的标签。但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企业活力，而是由于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说，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四大再生产环节中，矛盾的集中点是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仍放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这样的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例如，我们希望通过央行收紧银根来挤出金融泡沫，希望通过金融改革，放开利率这样的动作来盘活金融资产，但必须看到，金融泡沫的出现即“影子银行”的规模在今天会如此庞大，恰恰是因为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下行，使大批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出路，才从产业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从时间段看，2008年以前，社会融资规模还只有数万亿元，而到目前却发展到数十万亿元，正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实体经济的低迷与虚拟经济的高增长并存。虚拟经济的繁荣，正是实体经济衰落的结果。因此，若只是单纯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决因分配矛盾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就只是扬汤止沸，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为了保增长，央行不得不重开贷款闸门，但因为生产过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央行输送的资金就是流不到实体经济领域，还是会导致金融泡沫再度兴起。

　　还必须看到，在生产过剩时代，盘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因为金融也好，财政也好，都只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表现。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大量社会资本难以被充分运用，就会表现为各种设备利用率不断下降，产品不断积压，企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在价值表现上，就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贷款偿还困难。在这样背景下，实施怎样的金融与财政改革也不会有大的成效。盘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种情况才最出效果，那就是在社会总供需大体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存贷款的时空错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贷款，有贷款的地方又没有存款，而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时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用更少的货币支持更多的生产与流通。但目前的情况是生产过剩，所以目前这样的改革取向，不可能化解当前的经济矛盾。而且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用盘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决得了生产过剩问题，

　　此外，下一步改革是以放权为主还是以集权为主？这也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则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会权力，特别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力。这是因为，城市是公共产品，在什么地方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都必须有很充分的整体社会规划。城市规模越大，都市圈规模越大，就越需要集中统一的规划，而这样的问题，市场不会自动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解决。未来20年在中国城市化高潮中，某些权力必须向政府集中。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罢，许多都需要跨省区形成，没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样会“打乱仗”，让大量财政资金，特别是土地财政资金留在各级地方手中。这些钱也不会充分地向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掌握一笔城市化资金。而下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怎样建立宏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个事情同样不是市场的事情。所以，下一步改革需要许多有利于集权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要求的道理。

　　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未来的投资。现在许多人反对继续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其实是对那种单纯支持产能增长的投资刺激方式担忧，因为生产过剩已经很严重。然而，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一种价值比例关系，更是一种物的关系。比如，在目前中国的城市中，只有2.6亿农民工的劳动场所，而没有他们的居住场所，更没有他们家人的居住场所。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工棚与棚户区，就是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物的写照。再比如，中国目前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不是为“中国人口主体是市民”这样的思路设计的。这集中表现为，当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1/3的时候，土地占用就已经碰到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为中国城市的平均毛容积率(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毛容积率也没有超过1。在上海浦西地区，2、3层高的楼房随处可见，日本的东京毛容积率高达2。所以按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格局，就是再增加2亿城市人口，由于土地限制也不可能。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就是说不能用对社会的思想改造来代替对社会物的改造。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城镇化严重滞后是导致内需不足的关键，下一步就应该通过大规模投资，也只能通过大规模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从而使社会总供求从失衡转向对称。

　　总之，中国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怎样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来设计战略与政策。经济增长率下挫到6%，也许宏观调控当局还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无外乎放松贷款与增加财政赤字用于投资，但若不明白投资的重点在哪里，只是单纯放松，难免又会走入2008年以来经济刺激政策的误区。所以，目前就应该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