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用人的两条原则
蒋介石一生善于搞特务活动,同时,他控制手下特工的办法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授予大权,但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戴笠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副局长,只给了一个少将军衔,还是拖到1945年3月才公布。尽管如此,两人又合作得相当默契。一方面戴笠要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深知以自己的资历、能力和水平,绝难跳出蒋介石的手心。惟有取得蒋介石的绝对信任,才能飞黄腾达。
对于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戴笠可谓是精细入微,揣摩到家。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一年下来,一般都能装满10只公文箱,从军事、政治到党务、经济,无所不包。但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更是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
戴笠早摸透了蒋介石的这一套把戏,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素知蒋介石用人行事十分注意仪表和风度,每次去见蒋介石时,他必衣冠整洁,精神抖擞,回答问题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
蒋介石对部下最忌讳两点:一是结党营私,自成体系;二是贪污。这方面,戴笠都能把握到位,表面上从不参加任何派别的活动,以免招来蒋介石的猜疑。他还经常整肃军统小特务的贪污受贿行为,沽名钓誉。
蒋介石用人有两条最重要的原则:一看是不是浙江人或黄埔出身;二看是什么人保荐。在军统的人事安排上,戴笠谨遵这两条原则,重要职位大都由浙江人或黄埔生把持。凡向蒋介石推荐的人员,非浙江人或黄埔生不荐。
他素知蒋介石独断专行,常有让下属防不胜防的地方。在核定计划、回答问题时,戴笠必须准备两三套方案。在没有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之前,第一套方案决不拿出来。所以,戴笠每次向蒋介石献计呈策时,很少有不被采纳的。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明白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戴笠每次挨打时,都毫无怨言,反以为荣。
对人对事,蒋介石都按亲疏远近有一本细账,对此,戴笠极尽揣摩迎合,十分准确。1941年夏天,蒋介石到西安视察防务,在西庙游玩时,蒋介石不发一言,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事后向挚友戴笠讨教。戴笠说,蒋介石是想在那建一幢别墅,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想让亲信们心领神会。一年后,再次来到西安的蒋介石,被胡宗南特地安排到西庙新建的行宫“常宁宫”,蒋介石果然格外高兴,对胡宗南恩宠有加,还把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栽培。
五招对付“老头子”
对于蒋介石的防范,戴笠也知道,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抚平“老头子”的疑忌心理。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与蒋介石及各方关系上,戴笠使出了“五招”。第一招是表忠心,以期让蒋介石减轻对自己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在当年10月蒋介石到兰州和西安考察期间,戴笠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时的安全保卫,亲自核定每个警卫步骤,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一时间,西安市区布置得像“铁桶”一般。蒋介石对戴笠的忠心,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招是拉靠山。戴笠清楚,在蒋介石周围的权臣亲贵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敢说话的,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他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费尽心机地巴结。1940年夏天,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长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戴笠和宋子文的电讯往返不断。1941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加强对美外交,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提高身价并不急于赴任,仍滞留美国。1942年,戴笠给宋子文发电,力陈上任的利害关系,催他回国。针对宋子文在上海曾经差点被人暗杀过的经历,戴笠亲自安排了警卫工作,重视程度绝不亚于蒋介石。宋子文极为感激,久而久之,把戴笠引为心腹密友,几乎达到利害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西安事变”以后,戴笠留给宋美龄的印象也不坏,他抓住机会大献殷勤,运用各方面关系,增强了宋美龄对自己的好感。
第三招是找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在将介石心目中,胡宗南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戴笠与胡宗南本是至交,现在又想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关系,抱成一团。每逢重大政治问题,便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
第四招是谋军权。戴笠清楚,特务工作的权力大名声恶,将来很容易被蒋介石当替罪羊铲除掉。只有尽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在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戴笠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交好,最终得到美方的青睐,梅乐斯甚至在蒋介石面前,推荐戴笠出任海军司令。
第五招是搞架空。唐纵受蒋介石安置兼军统的帮办,戴笠不好拒绝,但他采取后发制人,抬高唐纵的冤家对头毛人凤的地位,用来抵制唐纵。被架空的唐纵,虽是帮办,也是帮而不能办。
蒋介石接到唐纵的密报后,深感戴笠不好对付,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决定立刻采取断然措施。
蒋介石提出,在军统之上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等人组成,直接对蒋介石负责。这五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钱大钧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吸收胡宗南进入五人小组,是蒋介石的险恶一招,表面上看,胡宗南和戴笠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尽管其中有着感情成分,但还是相互利用。以胡宗南的为人,在蒋介石和戴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胡宗南绝对不会舍本逐末。胡宗南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蒋介石还可以利用他和戴笠无话不说、无机密不谈的便利条件,随时得到关于戴笠的密报。
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也显示出蒋介石的奸滑之处。
不管戴笠如何腾挪变幻,始终还是没有跳出蒋介石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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