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水利工程学家称反对三峡工程者对其贡献最大

　　“反对的人贡献最大”

　　有人问：谁是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

　　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遗憾的是，我没有在三峡大坝上看到纪念碑。怎么会没有呢？我想来这里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把三峡工程与世界知名水利工程去比较联想。我去过巴西伊泰普水电站，伊泰普大坝坝顶溢洪道旁就竖立着纪念碑。在伊泰普坝区游览时，我还看见一片“功德林”，每棵树上挂着一位15年以上工龄建设者的名字。还有，美国的胡佛大坝上也有纪念碑，一块黑色大理石竖立在大坝中央，上面青铜雕像是水坝建设者的集体形象，高举的双手幻化成巨大的翅膀，象征着理想的实现与升华。不远处另一块悼念献身者的石碑上，用英文写着：美利坚合众国将长久地记住那些在参与建设水坝时走到最后安息的生命。

　　我们建造三峡大坝这样一个世界级工程，多少争论？多少牺牲？多少人倾注毕生心血甚至献出生命？我们可以想象：多少工程师、民工，还有外国专家甚至“反对者”，甚至三峡移民，从哪方面说，都应该建一个纪念碑。为了那么多活着的死难者家属，为了100多万三峡移民，为了子孙后代甚至世界游客，都应该有纪念碑。纪念碑是悼念是感恩是历史文化，是我们今日中国文明的水平线。

　　有人问：谁是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

　　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从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水利部在12年前编辑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等文献资料看，“反对者”提出的关于工程效益、环境、移民、文物古迹保护、防洪、地震、战争、投资、运行管理等九个方面的意见都是有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是国家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是水利水电部门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合理施工、避免工程灾难、提高经济效益的“金玉良言”。如果说三峡工程设计防洪为“万年一遇”，那么三峡往事将比万年还长。

　　假如不采纳“反对”意见，在技术、经济条件不成熟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惜一切代价”、“大干快上”的话，不但会引发严重的环境地质灾难，而且会导致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流域经济、库区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三峡“反对者”们的精神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圣贤精神；他们是为人民真正负责的“忠臣”和公仆，是天下楷模，是科学良知，他们应该得到感谢、表彰和奖励。三峡建设的“军功章”应该有他们一份。甚至可以说，“反对者”应得的 “合理化建议奖”，那是可以计算的。算一算提高效益收入、节省投资额、工程灾害治理费、错误决策“学费”，以及超大型工程“连锁反应”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等，其总额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此大功还不值得造一座纪念碑吗？

　　“天空没有痕迹，鸟儿确实飞过。”

　　那几天，每晚回到驻地我都在翻阅长江委送来的资料，那里面记录了一些三峡大坝建设中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为三峡工程奋斗几十年，鞠躬尽瘁，直至献出生命，令人潸然泪下。那些天，白天在路上晚上在书里夜间在梦里，我一直在寻找，寻找那些远逝的生命。

　　一个工程师的故事

　　1992年，崔政权去巴东新县城勘察，他发现巴东新县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他立即指出：必须停建。但是巴东人不舍得已经投入建设的1.8亿元，他们依然在建设。

　　三峡移民工程的总设计负责人崔政权，被称为“三峡库区地质活地图”。1995年被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他在三峡行走十几年，熟悉三峡库区的沟沟坎坎，有些地方甚至当地人都不清楚，他却能说出那些地名，说出那里住着几户人家。

　　三峡有长620公里的水库区。13个县，129座集镇的上百万人需要搬迁，100多个移民集镇重建选址，这在中外水电史上没有先例。而三峡地质情况极其复杂特殊，举个例子：2003年7月12日凌晨，三峡库区秭归沙溪镇的千将坪山体向长江边滑去，一时间地动山摇。2400万方滑坡体，裹挟着24个睡梦中的生命和几十栋民房，仅仅5分钟便不复存在。巨大的滑坡体截断了100多米宽的青干河，形成上下落差达5.5米的堆石坝……这是三峡库区常见地质灾害发生的情景。1998年，在三峡库区这样的滑坡多达几百处。

　　因此，三峡移民的新家选址至关重要，这是人们是否长住久安的关键。崔政权就是这个工程的总负责人。1992年，崔政权去巴东新县城勘察，他发现巴东新县城建在一个滑坡体上，他立即指出：必须停建。但是巴东人不舍得已经投入建设的1.8亿元，他们依然在建设。

　　1993年至1995年，崔政权又数次去巴东县，他一遍遍制止巴东人，多次撰写《情况通报》，但并没引起重视。为此，崔政权寝食不安，他曾被噩梦惊醒，梦见整个巴东新城滑到江底，他再一次半夜爬起来撰写通报。1995年5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参加的在万县市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崔政权又提交了他的《情况通报》。那时巴东县委才觉得问题严重，决定停止黄土坡上的一切建设。然而太晚了。

　　1995年6月10日凌晨，二道沟一带发生滑坡，体积达46000立方米，埋11人，死亡5人，平湖路垮塌了60米，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除了巴东，崔政权在巫山、奉节多次做出准确的地质灾害预测，使人们避免了惨重的损失。无以计数的建筑物至今安然无恙，无不跟崔政权的地质论证工作密切相关。今天遍布三峡库区的地质工作站，曾经是崔政权顶着各方巨大压力极力提倡和推动下才一一建成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些地质监测站都是三峡库区移民地质环境变化中不可或缺的“眼睛”，三峡库区老百姓就相信“神机妙算”的崔政权。当一个个新县城在三峡库区拔地而起，崔政权却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倒下了。他在弥留之际告诉妻子，他看见墙上都是三峡地形图，看见三峡的山上开满鲜花，他听见鸟儿在啼鸣……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潸然而下。像崔政权这样贡献巨大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很多，李镇南、洪庆余、曹乐安、郑守仁、文伏波等等，他们都在三峡重大工程技术论证、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有独到建树，并且是主要负责人。比如，三峡坝址选定、三峡工程安全检测、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和葛洲坝工程技术等等。他们为三峡工程科研论证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无私奉献，光明磊落：当长江委推荐洪庆余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他拒绝填表，坚决把这个位置让给年轻人。长江委人这样说，洪总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上下班是步行的；各种公款招待宴席是不参加的；穿的衣服永远是一样的——布鞋、中山装。

　　这些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铭记。

　　生命高于历史高于国家

　　他们的工作三班倒，在三个中班、三个早班、三个夜班之后休息一天。但工人们常常要加班，最长要加8个小时。

　　按官方媒体公布数字，有200多名工人和工程师在三峡建设中献出了生命。

　　不仅仅是死去的生命，那些活着的工人，在三峡大坝建设中也历经了生存的考验。我们看见了，三峡大坝这个超级水泥物，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浇筑混凝土。混凝土浇筑者每天的工作单调而繁重：用一种设备将浇筑的水泥料平仓，然后手持重达50公斤左右的振捣器振捣，长时间的振捣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廖全贵的手臂常常被振得发麻，全身发抖。另一位42岁的工友两只胳膊变得惨白，他担心得很，但就是没有时间去看病。他们的工作三班倒，在三个中班、三个早班、三个夜班之后休息一天。但工人们常常要加班，最长要加8个小时，所以生物钟常常被弄得乱七八糟，疲累不堪。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工程师柯山林的妻子说：“在三峡工地，工作12个小时以上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柯山林，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到工地上。”

　　工人李德明的“家”，是一间附近农户出租的屋子。月租金50元，一床一桌一张凳子，他60岁的母亲和6岁的儿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家的晚餐，是一锅白米饭，一碗红辣椒。“好多年都吃这个，只不过有时候辣椒会换上茄子或者扁豆什么的。”老人搓着手说。这位建设者的父亲、妻子，还有更大一点的孩子都留在老家，全家就靠他一人养活。老父亲还患有重病，医生说治疗要花费数万元，而李德明每月的工资只有950元，他说“这让我喘不过气来”。

　　如果要计算成本，生命和血汗又怎么计算呢？生命能浇筑三峡大坝，还不能浇筑一座纪念碑？但一位民工说：“我不后悔，三峡大坝竣工的那天，一切烦人的事情都没有了，大家很高兴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憨厚勤劳的中国百姓！为了国家，他们不计私利，不怕牺牲，但是不等于人们不怕被遗忘。曾参与三峡工程建设、六次到访宜昌的美国水利专家威廉·H·比尔·拉克斯曾留下遗嘱，死后要长眠于三峡之畔。当他去世后，妻子把他的骨灰埋在长江边的一棵树下。他的遗愿就代表了人类期待“不朽”的共同愿望。

　　三峡建设者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对于政府、对于三峡建设，他们是功臣是英雄，而对于家庭，是最大的损失。在今天，对于那些逝去的三峡建设者们来说，我们无法挽回什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