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前所未有地迷恋上了体制内的生活。2012年9月15日,河南三门峡,一处公务员考试考场外的长龙。 (孙猛图)
编者按
“人岗匹配”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人才流动的基本规律是: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一边是“编制内”稳定、有福利保障的诱惑。于是,研究生、本科生争抢清洁工职位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
“没有拒绝的勇气”
一家培训机构甚至针对本次环卫系统招聘推出了基础精讲班,优惠价580元。
决定竞聘成为一名环卫工人前,佟鹏用了半年的时间证明:自己的本科文凭“根本不值一提”。
2012年6月,他从哈尔滨一家三本院校毕业。原以为好歹也是个本科生,找份工不难。一次次失败却敲碎了他“仅有的尊严”。
6个月里佟鹏换了3份工作:在一家化工企业制作大大小小的罐头;在药厂做仓库管理员,守着一屋子五颜六色的药盒子;在保险公司做文员,“就是跑腿送传单”。
枯燥,朝不保夕,是佟鹏最大的感受,每月不超过1000块的工资,也让他觉得“没有未来”。
于是2012年9月,母亲兴奋地拿着报纸走进屋,把“哈尔滨招事业编制环卫工”的新闻塞到他眼前时,他觉得“好像没了拒绝的勇气和力气”。
母亲仔细研读了招聘公告,发现了最为闪光的四个字:“事业编制”。
“这就是给政府干活。”母亲劝说儿子,“扫大街有啥的,政府不垮,我们不垮。”
大学里弹了四年吉他、喜欢重金属音乐的佟鹏,最终决定听母亲的话。他累了,也想通了:“努力拼搏并不是让梦想实现,只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10月中旬,哈尔滨城管局公布报名结果: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却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缴费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
南岗区城管局计划招聘20名清洁员,有721人报名。佟鹏被吓到了:“要当个清洁工也这么不容易!”
哈尔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设立的两部咨询热线,每天都接到近千个咨询电话。因为报名火爆,招聘单位不得不将报名时间延长一天。
一家培训机构甚至针对本次环卫系统招聘推出了基础精讲班,优惠价580元。
26岁的张兰迪也是报名者之一。他花了25元钱,在淘宝买到一份《2012年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岗位所需知识复习备考资料集》。随后在网上留下了号码,称“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一些题库”。
短短3天,先后有一百多个网友向其索要复习资料,“大部分都是哈尔滨的大学毕业生”。
仔细研究后,佟鹏明白了这次招聘为何这样“火爆”:第一,有事业编制,这意味着“再差的萝卜都有个坑”;第二,解决哈尔滨户口;第三,3年考核优秀,可以转为管理岗位。
佟鹏白天在公司看着一群保险业务员“焦急得内分泌失调”的脸,晚上则早早回家,开始看各种复习资料。
他看得最多是一套《环卫系统专业知识试题集题库》,印象最深的是一道是非题:“清道工人清扫道路时,扫帚是否要推着走。”
“简单,但要认真对待。”佟鹏说,“很多人说我们没有追求,‘编制’就是最大的追求。”
“安定感”
“有编制能当官,没编制不能当官,这是本质区别。”
事业单位的概念产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般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组织,有着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政府直接组织、管理与投入,也能最大程度保证政府意志的实施。
数十年来,事业单位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中国现有全部事业单位约130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近3000万,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哈尔滨市则拥有事业单位近8000个、职工近20万人,是党政机关总数的近5倍。
26岁的刘林是哈尔滨市宾县宾西镇政府办公室的一名编外职工。工作2年来,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不能入编”所带来的不安定感:没有具体工作,“领导安排啥就干啥”;也没有社保,没有晋升空间,甚至工资也不按月发放。
于是他选择放弃政府内部的清闲工作,参加这次招聘,试图成为一名城管局的清洁车驾驶员。人事编制是他唯一在乎的东西,“有编能当官,没编不能当官,这是本质区别。”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2011年哈尔滨公开招聘市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88个岗位,共有8723人参考,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招聘1名讲解员引来1300人报考,成为竞争最激烈岗位。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撰文指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哈尔滨城管局现有八千余名一线环卫工人,其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不到10%,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62%,70岁以上的占23%。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副主任王勇由此对招聘寄予厚望:“我们希望提高环卫工人的素质。”
对于应聘的火爆,哈尔滨城管局环卫办环境科科长李一也很意外:“我们以为有一两千人应聘就可以了,没想到一万多人报名。”
李一坦承,事业编制是这个岗位最大的诱惑。为了防止人员流失,城管局也下了一道“紧箍咒”:被聘人员首次签订的聘用合同不得低于5年期限,一旦离开岗位则取消事业编制。
作为这批应聘本科生、硕士生的前辈,哈尔滨南岗区家政广场作业队的队长刘玉梅,同样担忧年轻人会“中途逃掉”:她每天3点起床,4点到岗,人均要负责7000平米的清扫面积,每天八九个小时都得站着。
刘玉梅做环卫工人18年,是一百余人的作业队里唯一的在编员工。临时工每月拿1600元,她每月的工资是2200元,“刚够糊口”。
在她眼里,这份工作唯一的安慰就是稳定,“老了能领一份退休金”。刘玉梅一直忘不掉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扫不动地了,却又穷,只能回家继续种地。
如今,稳定对于23岁的佟鹏来说,也成了最为稀缺的资源。他期待着“旱涝保收的一生”。
报名后,佟鹏常会在路上观察清洁工人如何工作,看着那些“大都40岁以上的老临时工”,他总会安慰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临时工,我是会有编制的。”
激动的母亲
“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22岁的李胜峰选择竞聘环卫工人,是因为母亲的一番劝说。46岁的母亲在集市卖衣服,小摊只有“双手张开”那么宽,母亲很激动:“那个‘事业单位’怎么也比小摊大吧。”
今年刚从大庆职业学院毕业的他最初并不愿报名。
1990年,李胜峰出生在一座老工业城市,母亲是一家大型服装厂的职工,父亲则与爷爷同在一家80年代曾辉煌一时的机械维修厂工作。
然而1990年代末,中央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下岗的风波随之刮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
李胜峰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总会自豪地对他说:“我们一家都是国家的工人。”他没想到一夜之间,全家人手里的“铁饭碗”轻易就被人夺走了。
无奈下,母亲只能摆摊卖衣服,父亲则借钱买了一辆小货车,在城里跑运输。如今,李胜峰一家五口人仍居住在一套40平米的二居室里。
突变的家境,以及伴随而来的拮据生活,让李胜峰从小对“编制”、“铁饭碗”抱有怀疑及埋怨。母亲的一番劝说却让他没法反驳:“任何单位都能黄,国家还能黄了?况且环卫这种单位国家也不太可能舍弃吧?”
摆摊卖衣服的母亲常会碰到淡季,有时一个月卖不出10件衣服。母亲反复地对儿子呢喃:“还是应该相信国家。”
李胜峰认同了母亲的说法。这也源于他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毕业后,他先后做过机械维修、超市理货员与钢材管理员,最长一份工也只做了1个月。
而他有个同龄的好朋友,父母在一家国有卷烟厂工作,朋友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单位,如今每月轻轻松松六七千工资。
“有钱的进卷烟厂,没钱的干清洁工。”李胜峰最后报了名,“但终归还算是国家的人,给国家打工。”
李胜峰没有想到的是,即使是环卫工人的岗位,也会吸引如此多的竞争者。
26岁的张兰迪想要放弃在哈尔滨一家暖气公司的白领工作,因为“没有保障,也无法养老”。
开公交车的梁志伟每个月能挣5000元,他还是觉得没有养老保险的工作“太危险,不划算,都是硬着头皮干”。
“养老”、“保障”几乎是报名者都会谈到的问题。李胜峰也一样,他的父亲快50岁了,和他每天在城里奔波的小货车也快报废了,刹车常会失灵。疲惫的父亲总对他说:“你还年轻,但要为以后打算了。”
李胜峰确实也在做打算:城管局规定,3年考核优秀,可以转为管理岗位。“我愿意等,等前面的人都老了,我就能往上爬了。”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