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21日发表题为《盖洛普发现,中国民众生活艰难》的文章,以下为主要内容:
腾飞的经济,崭新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人们可能以为,中国民众如今对生活相当满意。一项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盖洛普民意调查所本周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答问者说,他们生活艰难。17%的人说自己的生活苦不堪言。与此相比,只有38%的美国人说自己生活艰难,有多达59%的答问者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即便考虑到中国房价失控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仍无法理解为什么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更何况,美国去年的失业率达到两位数,大多数美国人却都还感觉不错。
盖洛普民调结果令人惊讶的另一个原因是,该结果与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结论截然相反,后者明显发现中国民众的生活态度更为乐观。
在衡量生活满意度时,皮尤和盖洛普的民调都要求答问者给自己的生活打分,以0-10的分数测算当前和未来的生活质量。10分是最理想的生活。在皮尤中心的民调中,31%的中国人给当前生活打了高分(7-10分),有74%的答问者说,他们估计未来的生活会非常幸福。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为何这两项民调所反映的中国截然不同。皮尤中心调查的中国民众数量是盖洛曾的三倍,因此样本量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皮尤的调查对象过多锁定了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遍比农村居民富裕。盖洛普民调显示,中国并非唯一经济快速发展但民众心态悲观的国家。只有17%的印度人和16%的越南人对生活比较满意,都低于2l%的全球中位数水平。从总体来看,亚洲民众打出的分数都略低于全球“美满”类别的中位数水平。欧洲(25%)和美洲(42%)打出的分数则要高出许多。
如果想弄清地区间的乐观程度差异从何而来,只需看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发现,生活满意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几乎存在着必然联系,而经济增长其实对民众的幸福感具有消极影响。
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关系时,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是, 个人的幸福感由相对(而不是绝对)收入决定。这种观点在经济界存在争议,但可以解释中国的乐观程度为何会低迷。在该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了社会紧张关系。
盖洛普的调查并未触及这个问题,但文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中国的悲观情绪。至少从19世纪开始,美国一直受“天定命运论”的乐观理念驱动。具有漫长兴衰史的中国则往往看重谦卑心,而且相对严格地控制预期。尽管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实现了创纪录的繁荣,但仍然件坚称终极目标是打造“小康社会”。这也是这种态度的体现。换言之,中国人可能喜欢使用“艰难”这个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