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国税数位官员11年前被莫名枪杀 至今无果

　　甘肃“建国第一大凶杀案”回访

　　记者从甘肃省国税局了解情况的官员及部分死者家属处获得证实：

　　直至11年后的今天，这个案子“实际上依然没有一个定论”。只是仍有许多“巧合”，以及线索碎片留给后人拼凑。

　　1999年11月10日傍晚，时任甘肃省国税局局长的刘思义在省国税局位于武都路单位家属院的家里被枪杀，一起被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张凤英、省国税局副局长马侃应、省国税局信息中心主任郭蓉生。

　　四名受害者，五发“六四”式手枪子弹，枪枪夺人要害，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此“干净利落”地杀完人后，凶手迅速逃离，数年未现真身。

　　这个被简称为“1110大案”的公安部部督大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兰州更是全城沸腾，街头巷尾无处不传言。因为迟迟未破案，悬浮在兰州城上空的猜测和疑惑越积越多，茶馆酒肆演绎更甚。真相却犹如空难后沉入大海的黑匣子，越发难寻端倪，也越发离奇神秘，各个版本的流言都试图把它挖掘出来。

　　十余年时光转瞬过，被掩盖在纷纭众说之下的真相还能否被还原？

　　离奇凶案“不了了之”

　　凶案发生之后，兰州市流传最多的版本，是“经济问题”说。不少人凭借一般性的联想，认定刘思义是收了别人的钱，但是又没给人办成事。行贿者一怒之下，杀人泄愤。究竟是收了哪个公司和哪个人的钱，说法又是不一。

　　最“三俗”的版本，是“情杀”说。传言刘思义与甘肃省国税系统的一位女同事发生“婚外恋”，结果被女方的丈夫发现。而其丈夫是公检法系统的人，具备用枪杀人的技术条件，也具备反侦破能力，所以精心策划之后，不甘“戴绿帽”的他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刘府杀人。结果不巧碰到另外几个人也在，为怕暴露，索性一起杀了。

　　最荒诞不经的版本，还有“风水”说，“凶宅”说等等。基本都属于市民阶层将这一惨无人道的悲剧事件娱乐化传播的变形版。

　　2003年8月17日下午，兰州市曹家巷又发生了另外一起枪杀案。凶手是在武都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过的当地国税局前税检室副主任杜尧峰，被害人是长青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恩谦，另有刘恩谦的两个家属被伤。

　　闻讯赶来的警察包围了杜尧峰，在难以逃走的对峙中，他要求和兰州市公安局领导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杜承认了1999年甘肃国税局长刘思义等四人也是他杀的。根据后来甘肃省公安厅对新华社的案情通报，杜尧峰承认刘思义一案也是他所为之后，在警方的围堵中开枪自杀。

　　自此以后，警方再也没给出新的说法。凶手为什么杀人？死者如何盖棺定论？他们之间有什么纠葛？凶手是否还有同伙？案件最后是如何定性？再无下文。

　　离奇的悬案又以如此离奇的方式“告破”，传言非但没有平息，又掀起了另一轮风潮。

　　记者从甘肃省国税局了解情况的官员及部分死者家属处获得证实：直至11年后的今天，这个案子“实际上依然没有一个定论”。只是仍有许多“巧合”，以及线索碎片留给后人拼凑。

　　甘肃省国税局原信息中心主任郭蓉生的妻子张榴芳对本刊记者说：“郭蓉生的骨灰十年没有下葬，没有入土为安，我们就是为了等着给死者一个交代，给生者一个安慰。但是迄今为止没有给家属任何结论。按理说一个案子破了，应该有一个书面的说法和解释，但是现在，就好像不了了之了一样。”

　　她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多数人而言，再离奇的大案，时间久了就淡忘了。但是对于家破人亡者而言，那一幕，永远是心底的一块疮疤，不管过多久，一想起来就难受。

　　“专业级”的杀人灭口

　　1999年11月10日星期三，提前从张家界出差回来的郭蓉生已经在办公室里跟信息中心的分管领导、副局长马侃应争论了一个下午。

　　郭蓉生的一个老部下告诉本刊记者，郭蓉生的性子特别急，总是不顾自己做过瓣膜手术的心脏着急上火。那天，是因为信息中心旗下一家新瑞公司的负责人人选问题，跟马侃应争执不下。白天没解决，吃过晚饭之后，他又火急火燎地从家属院2单元跑到3单元4楼马侃应家里去继续讨论。

　　马侃应拗不过他，告诉他说，住对门的一把手刘局长从欧洲出差回来了，“咱们找刘局长说去”，于是两人一起敲开了对面刘思义的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幕降临，已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在2单元家里的张榴芳接到马侃应妻子杜海珍的电话。杜焦急地询问，她家老马是不是和郭蓉生在一起。

　　“他不是到你家里去了吗？”张榴芳也开始着急。

　　杜海珍告诉她，两人一起去对门找刘思义之后，再没见回来。打刘思义家电话也没人接。午夜12点都已经过了，两人开始觉得有些不对。于是给刘思义的儿子打电话，又给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打电话。

　　时任办公室主任的赵应堂从防护栏外翻进了刘思义家的客厅。黑暗之中，看见郭蓉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郭主任，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呢？”前去推他的时候，赵应堂才发现他浑身是血。转头一看，马侃应则倒在客厅的过道里，头部中弹，脸已经变了形，地上也都是血。而刘思义夫妇，则倒在卧室??

　　凌晨1点多，心慌不已的张榴芳下楼去，发现楼下的院子里，110、120的车都来了。到3单元的时候，就已经听到马侃应妻子凄厉的哭声。哭得她心里直发毛。

　　国税局一大帮干部家属拥堵在楼道里。4楼已经被公安局封锁。另外一名姓杨的副局长将张榴芳拉到一边，跟她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里头发生了一点事情，郭主任，刘局长还有马侃应他们，都正在抢救。”

　　“他们当时跟我说正在抢救，但是实际上那时候人都已经不行了。”张榴芳对本刊记者说，“后来大家都说，凶手是专业级的，马侃应还是个转业军人，一米八几的个子，一枪就被打死。

　　我们家那个，更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坐在沙发上就被打死了，据说好像是打中的太阳穴，刘局长两口子是逃到卧室里被打死的??”

　　整个过程几乎无人知晓，受害者也来不及发出任何信号。住在3楼的另一位姓孙的副局长也只是傍晚时候听到过楼上“砰砰砰”几声响，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枪声，还以为是桌子花盆什么的摔到了地上。

　　未解“案中案”

　　刘思义等4名官员(2名厅级、2名处级)被杀一案迅速被中央领导批示，受公安部督办，公安部还派遣了几位弹道专家、指纹专家等到甘肃省协助调查。

　　甘肃省国税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当时公安局来了七八十号人，长期驻扎在新建不久的国税局大楼里。每天忙里忙外，国税局的每个人，尤其是男人都成了排查对象，“一个一个地过”。

　　“当时，税务局的人，就低人一等。你没法说什么，人家都是把你当作怀疑对象。”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还有一个离奇的插曲：公安部的专家来了以后，投入到查案状态，但令人震惊的是，专家的箱子竟在住所遭遇失窃，于是公安人员又得去找重要的箱子??

　　8个月之后，案情没有任何进展，警察撤出了国税局大楼。

　　直到2003年，长青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刘恩谦被杀之时，才冒出一个临死前宣告对刘思义等人命案负责的杜尧峰，顺带告破了石沉大海三年多的国税局血案。

　　本刊记者从甘肃省国税局获得证实，两起命案实际上并不是毫无逻辑关联，长青房地产公司的刘恩谦正是为省国税局修建武都路家属院的开发商。

　　甘肃省国税局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可能是出于较为阴暗的心态，杜尧峰在交代刘思义一案的同时，把兰州市国税局局长时学勤也交代了出来，说是时学勤让他去找的刘思义。”

　　该官员透露，时学勤旋即被采取强制措施。抄家的时候，有找出杜尧峰写给她的信，里面称呼还是用的“姐”。时学勤和刘思义的私人关系也一直不错，而杜尧峰也都跟他们认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国税局与检察院为了办案方便，联合成立了税检室，武都县检察院干部杜尧峰到当地国税局税检室当了副主任。

　　陇南地区一个基层的税检室干部，是如何跟兰州市国税局一把手乃至甘肃省国税局一把手扯上关系？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国税局内部比较认可的说法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合伙在陇南开金矿。大家都出了钱，又从当地相关部门获得权证，划定区域开始找矿脉。

　　然而，采矿是要靠一定“手气”的，到最后的结果很不幸，几年下来，钱花光了，矿脉还没找到。杜尧峰早已离职，到最后一无所获，血本无归，但是时学勤、刘思义却“局长照当”，山不转水转。

　　于是，杜尧峰找到时学勤，从她那里先敲了一些钱，又找她问清楚了刘思义的住所行踪。

　　该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当天去找局长评理的马侃应和郭蓉生，完全是误打误撞地撞到枪口上去了，纯属“运气不好”。杜尧峰去刘思义家的时候，是马侃应去给他开的门，开门后一转身，就被从后脑勺开了一枪，而且凶手最后也没抢多少现金走。由此种种，大家猜测，杜尧峰本来就是抱着杀人灭口的动机去的。

　　“时学勤也并没有买凶杀人的动机，后来查了很长时间，核算她的财产，核算到最后有37万元来历不明。最后就以这37万的财产来历不明罪，将她判三缓三。”

　　由于案件最后没有公安部门给的定论，所以这一切都只被国税局干部描述为“最符合逻辑的一种说法”。

　　十年生死两茫茫

　　刘思义、张凤英、马侃应和郭蓉生的遗体在罹难之后一周左右火化。由于其时悬案未解，人心惶惶，并没有举行正式的追悼会，没有结论也没有评价，没有一般人临走时的“盖棺定论”。4具尸体被化妆、整理后，亲友简单作了个遗体告别。这让遇难者的许多亲友都替死者感到“憋屈”。

　　刘思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生前好友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再来谈这事，有些揭开别人旧疮疤的感觉。刘思义是个朴实的干部，那些传言的什么受贿、情杀之类的，全是胡说。但是作为一个厅长，就走得这么不明不白，案子到现在也没个说法，实在还是让人难受。”他告诉本刊记者，十周年的时候，刘思义、张凤英夫妇的子女搞了一个纪念，出了一本纪念册，算是对父母的祭奠。

　　同是家破人亡，相较之下，张榴芳更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遭遇。她告诉本刊记者，郭蓉生死后，她拿到了按郭蓉生当时整年工资，大约近一万元作为抚恤金。她的独生女身体不好，输血不慎又感染了丙肝，常年就医。女儿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以后，她就离开了兰州，到深圳照顾女儿和外孙女。卖掉兰州房子的钱，外加退休金，用来补贴家用、看病、还深圳的房贷。同时，一直在等着破案，等着一个“盖棺定论”。

　　2009年清明节，女儿在深圳买了一块墓地，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郭蓉生的骨灰安葬了。“毕竟已经十年了，再不入土，对死者不好，对活人也不好??”

　　2010年，张榴芳的母亲也生病，她这才从深圳回到兰州，同时，又执著地开始找各部门要“说法”。她在数封写给现任甘肃省国税局局长的信上写道：

　　“对受害人郭蓉生遇害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结论。给我们一个交代??血案石沉大海。十多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遗属的心每天都在流血，常常以泪洗面，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不是为了女儿，我都无法活下去??”

　　心理压力不仅来源于血案未明。她告诉本刊记者，事情发生以后，马侃应的媳妇视她如仇人，好几次骂她：“不是你们郭蓉生把我们马侃应叫去，马侃应不会死！”

　　2011年春节，甘肃省国税局给遗属张榴芳发了3000元困难补贴，之后，本刊记者随同兰州市城关区国税局的官员前往张榴芳在西固区租的临时住所探望她。

　　作为兰州城关区国税局的退休职工，张榴芳从区局、市局一直找到省局，希望组织出面要一个“最终结论”。但是，她得到的，最多只是劝解和安慰。

　　同样，从城关区国税局，一直到省国税局，所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干部也都无奈地说：“对于这个案子，公安部门也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书面的正式说法??”（记者 刘伊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