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揭黑记者:身处危险在刀锋上逼近真相(图)

    王克勤 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人物，代表作《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在《南方周末》“2010年度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王克勤接受致敬 （资料图片）

    他们传递真相，但自身却面临着种种危险

    王克勤、简光洲、刘畅……这些名字，乍看之下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但那些被他们揭开的黑幕，你必定相当熟悉——山西疫苗黑幕、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山西繁峙矿难黑幕……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让我们能够直面那些被掩盖的触目惊心，那些血与泪交织的真实；每一次，他们的报道都极有力地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让我们离阳光、安全的生活更近。他们，就是中国的新闻“扒粪工”，就是中国的揭黑记者，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也是权利的守望者。

    11月29日的《江淮晨报》报道了该报记者采访一起医疗纠纷时遭院方多人殴打的新闻，一名男子更是恐吓道：“想怎么给你弄死就弄死。”这样不可预知的风险，正是调查记者们时时需要面对的。揭露真相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调查记者们不仅要面对各种暴力伤害，还要面对数不尽的官司，甚至，他们的家人，也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恐吓电话。但凭着对新闻理想的坚守，凭着对真相近乎本能的渴求，他们坚持了下来，为了一个梦，他们继续前行。

    在《南方周末》“2010年度完美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中，被誉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的王克勤与吴敬琏、吴宇森等人一起，获得“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当王克勤作为传媒界代表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接受致敬时，媒体的中国梦已经悄然浮现——让权力更规矩，让这个社会更纯净。而以王克勤、简光洲、刘畅等人为代表的调查记者，无疑正是媒体中国梦的先行者。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

    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

    拳脚相向就当锻炼身体了

    联系王克勤比想象中的艰难，陌生来电不接，已经是多年风险意识积累下来的下意识。经王克勤的同事介绍后，才终于接通了他的电话。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但电话那头的声音却很疲惫。用王克勤的话说，做调查记者这么多年，作息时间不固定已经是习惯了，所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时间，他都会赶紧睡上一会。“一忙起来，经常几十个小时睡不到觉”。

    这个已经46岁的中年男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揭黑记者，更被媒体同行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上世纪初新闻界“扒粪运动”中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他的成名作，是2001年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这篇报道引发了证券业的大地震。之后，《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重磅作品亦陆续登场。因这些报道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有一百多人，但王克勤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黑恶势力出价500万买他的人头，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怀有“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新闻理想的《中国经济时报》，成为了王克勤最新的战场，在这里，热衷于揭黑的他如鱼得水。2002年，王克勤历时半年调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再度震惊全国。

    接下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报道也先后问世。王克勤近来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则是今年3月份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次次震惊全国的揭黑报道，都与这个漂泊半生的中年男人相关，说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并不为过。

    与王克勤的电话交谈经常被打断，因为他会不断接到各种各样的投诉，但他也很无奈，“很多投诉我处理不了，毕竟我就一个人，没那么多精力”。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这也是他重要的线索来源，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能接到一百多个投诉。

    但这些线索中的大部分，他同样没有精力去处理，这让他对那些求助者心生歉疚，但又无可奈何。

    “我最大的煎熬，还是面对众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报道。”这种职业特有的煎熬，在王克勤眼里，其实也是调查记者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激情。他说：如果你对所有的受难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

    但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调查记者。”这是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的感慨。有鉴于此，他现在正在有意识地留下更多时间去参加各种讲座和培训，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揭黑经验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如何保留证据、如何保护自己。“有时候记者还得学点化装的本事，我有一次采访完了，就是化装成当地农民的样子才逃出来的。”王克勤大笑。此外，王克勤现在花费很多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多年来的采访经验和内幕背后的内幕整理出书，以供更多的调查记者参考。“应该明后年就能出书，现在采访经历这部分已整理得差不多了，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一块，正在整理当中。”王克勤最新的行程，是去广州参加一个培训班，给年轻记者们讲解如何揭黑。

    这么多年的调查记者生涯，王克勤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感觉到生命危险了。但让他觉得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仍然是兰州证券黑市的报道出来后，黑恶分子叫嚣要花500万买他人头的那次。“那时候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保护我，但我仍然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说实话，的确是有点害怕。”至于采访中经常遭到对方拳脚相向，在王克勤看来，那已经“只能算是锻炼身体了”。

    不仅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连家人有时候也会因为揭黑报道受到威胁，这让王克勤很愧疚。事实上，王克勤的许多报道，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拮据到采访中连出租车也不敢坐。每次的潜伏采访，因为长时间没有文章发表而没有稿费，只能靠微薄的基本工资维生，这些更让他对家人感到歉意。

    但王克勤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没办法对苦难保持冷漠”，这是他坚持的理由，也是他前行的动力。王克勤总结自己的新闻理念，就是“把人当人，将心比心；说人话，做人事”。

    他认为舆论监督有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从微观上讲，是捍卫具体的公民权利，直接帮助到特定的受害者。第二从中观上讲，可能影响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仅使报道中的当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建构起到点滴的改变作用。第三从宏观上讲，揭黑报道大多是真相的呈现，只要不断把真相告之于众，就有累加效应。这个作用是渐进的，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这个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对于揭黑记者的前景，自称“还能够再干十年”的王克勤总体上是乐观的。

    虽然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虽然十篇稿子中总有近一半因为各种压力无法刊出，虽然笑称“与管制的对抗中，我屡战屡败”，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是让王克勤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做，有太多黑幕需要揭露。

    “要想达到美国上世纪初扒粪运动的高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记者，只要有心去做，题材多的是，空间也总是有的，毕竟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管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