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 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 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市场漫步:不该褪色的光环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行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亚行报告,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这样的“中产”,也未必有足够底气。
按一般共识,“中产”应该有车有房。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一旦买房,多数“中产”都变得很脆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中产”门槛,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产”生活也不轻松。假设一户“中产”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水电、通讯等消费1万元,其他生活费2万元,如此下来,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万元。一旦子女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中产”生活都会瞬间破灭。
实际上,外表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字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时,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多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北岸
延伸阅读:什么是中产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le cl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韩国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可算是中产。美国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这一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蓝领”。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根据这份报告,目前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所占比例已超过40%,约540万人,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在这其中,约有30%处于中上层,有70%处于中下层,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