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