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官员谈城市水灾 称青岛排水经暴雨考验

    现代城市面对暴雨洪水显得更为脆弱。除非随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则必然会出现水灾损失急剧增长的恶性局面。程晓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际防洪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博士。

    南都周刊6月4日报道 现代城市面对暴雨洪水显得更为脆弱。除非随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则必然会出现水灾损失急剧增长的恶性局面。

    程晓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际防洪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博士。

    2009年9月11日，德国柏林，游客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地下8米的蓄洪下水道。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的城市水患图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日本城市治水的新旧矛盾爆发。

    城市型水灾害

    南都周刊：您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沿海地区城市洪水预测与风险分析》一书中，以深圳、广州、天津三个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例，综合比较了国内外在快速城市化阶段治水方略调整的措施，探讨了现代防洪体系逐步完善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向。广州今夏这几次大水，跟过去相比有什么特点？

    程晓陶：去年开始，广州投入9亿元整治水浸街，在今年遭受罕见暴雨的情况下，虽然一些老的易涝点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又暴露出许多新的易涝点。特别是大量的地下建筑进水，停车场变成“水库”，新建小区成了水塘，地铁被迫停运，交通陷入瘫痪，一些地方停水停电，可以说，近期接踵而来的暴雨洪水，更多地显现出了城市型水灾害的特点。

    南都周刊：大城市正频繁地成为暴雨袭击的对象，这种现象是偶发的还是将长期存在？原因何在？

    程晓陶：上世纪90年代初从广州去佛山，途中还能看到大片的农田。如今去佛山，就像还没出城一样。大家对“城市热岛效应”这个词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对于超大型城市，“热岛效应”还会引发“雨岛效应”。由于大城市气温高、空气中粉尘大，热气上升，形成周边气流向城市汇聚的运动。一旦上升的热气流遭遇高空强对流的冷气团，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即所谓城市雨岛效应。因此，超大型城市容易出现市区暴雨的频率与强度会高于周边地区，而且这种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南都周刊：1982年日本长崎大水灾，第一次使人们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时至今日，“城市型水灾害”又显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程晓陶：城市人口资产密度提高，同等淹没情况下损失增加；城市面积扩张，新增市区过去为农业用地，防洪排涝标准较低，而洪涝风险较大；以往城外的行洪河道变成了市内的排水渠沟，加重了防洪负担；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一旦洪涝发生，不仅各种地下设施易遭灭顶之灾，高层建筑由于交通、供水、供气、供电等系统的瘫痪，损失亦在所难免。

    现代城市面对暴雨洪水显得更为脆弱。除非随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大治水的投入和管理的力度，否则必然会出现水灾损失急剧增长的恶性局面。

    南都周刊：城市型水灾害对传统的治水理念与模式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程晓陶：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首先都是加强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但是河道水位迅速上升，使排水管网受到顶托，雨水不能自排，于是又加强了泵站的建设；而河道的行洪能力是有限的，且城市河道受两侧建筑物密集的影响，已难以拓宽，这就产生了第一次理念的转变，即改变让雨水尽快排入河道的传统思路，转而采取各种雨水蓄滞的措施，比如以立法形式要求新建、改建小区必须设置相应容积的雨水调节池，调节池中储存的雨水可在洪峰过后排入河道，或作为绿地浇灌和城市清洁等用水。但是调节池容积过大会增加成本，而利用率有限，于是又发展起各种雨水渗透技术，促使雨水回补地下，转变为有效的水资源。

    南都周刊：2006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遭受大暴雨袭击，您当时撰文呼吁各地重视“城市型水灾害”的危害，各地未雨绸缪采取了有效防灾措施吗？

    程晓陶：据我所知，这几年，各城市都有很大的投入，济南在2007年遭受暴雨水灾之后，也加大了城区排水系统建设的力度。但是，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没有摆脱“大灾之后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绸缪”，而是“亡羊补牢”之举。去年上海发生了因施工截断排水管网而受淹严重的事件，今年同样的问题在广州又重演了。

    南都周刊：“看得见的高楼，看不见的下水道”，网友们认为各地方政府注重高堂华屋的建设，而对地下排水系统建设短视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晓陶：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城市快速发展中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一些官员更愿意将钱花在看得见的、容易显现政绩的地方。再加上特大暴雨也不是年年都会发生，有些人就抱着侥幸心理。

    他山之石

    南都周刊：广州水灾之后，有市民回忆反映二战的一些外国电影里，城市下水道可以“作战”，人可在下水道中行走，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程晓陶：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比我们早。他们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建设早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上世纪70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暴雨雨水的管理阶段，许多大城市的排水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实时控制，建设标准高，体系完善，有些大城市至今用的仍是一两百年前建成的排水系统，尽管城市规模与当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但排水系统仍运转自如。我国青岛市老城区的排水系统是早年德国规划建设的，近年来在大暴雨中经受了考验。同样暴雨条件下，一些城市新区却淹得厉害。

    南都周刊：发达国家的城市排水系统有什么标准？我们有类似标准吗，国内一些大城市存在哪些不足？

    程晓陶：为防范城市内涝，国外的城市排水标准普遍比国内高，纽约是“十至十五年一遇”（注：一年一遇是每小时可排36毫米雨量）的标准，东京是“五至十年一遇”，巴黎是“五年一遇”标准。

    日本为了应对城市水灾，后来在大阪和东京修建10米直径的地下河，因为地下空间已经利用很充分了，大阪将地下河修到地下27米深，东京更是深达60米，正是这些看起来投入巨大，不断被强化的措施保证了城市的防洪安全。

    我国城市防洪排涝也有相应的标准。大城市的标准规定较高，中小城市相对较低。一般是以城市人口数作为判断城市规模的指标，而标准设为区间值。经济条件好的、意识强的城市可能取上限，有些城市会取下限，甚至还没有达标。

    南都周刊：除了提高排水系统标准，我们还可以在哪些生态方面做出努力，减少城市雨水径流？

    程晓陶：在城市建设上除了采用透水砖铺装人行道，增加透水层，减少硬质铺装等外，国外也运用了一些生态方法改善雨水系统条件。比如，德国在城市排涝方面就做得很好，保证城市有很高的绿化率，减少了雨水径流。韩国近年来将过去填埋改造成道路的城市河涌，又重新恢复成河流，既改善了城市景观，又增强了防洪排涝的能力。

    南都周刊：这次暴雨暴露了我国城市洪涝应急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经验，我们可以做哪些改进？

    程晓陶：比如，我们建立了四级应急响应制度，但现在只是笼统地说启动了红色或是橙色预警或应急预案。而在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即使发布了红色预警，还会在地图上标注出哪些地方是高风险的红色，哪些地方是风险次之的橙色或蓝色，哪些地方是安全的绿色，并且通过电视和网络向公众发布。

    目前在日本，利用计算机进行预测，水灾的风险信息还只能表现到街区，今后要进一步提高预测技术，处在危险区中的每一栋住宅，相应不同频率的淹没水位也要表示出来。公开发布这些风险信息，住宅的所有者或购买者，就可以去查对了。保险公司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为保险费率的计算提供依据。

    我国2002年开始启动编写城市防洪的新规范，已经开始将防洪和排涝统一起来考虑。先是按部标编写的，后又改为国标，目前已接近尾声，快要递送国务院了。以前的规范偏重工程层面，新规范将把预警、调度等非工程的层面囊括起来。

    南都周刊：对于城市洪水风险的研究与预测，以及对市民防灾常识的推广，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程晓陶：近年来我们研发了城市洪涝的仿真技术，为城市洪涝风险的预测与风险图绘制提供了先进手段。在国外，风险图是对市民公布的，以帮助大家树立风险意识。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风险图还只是为防汛指挥部门内部掌握。

    南都周刊：我们在城市排水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存在哪些不足？西方发达城市可以提供哪些借鉴？

    程晓陶：日本的《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巴黎的排水法律体系也相当完善，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我们应该进一步健全水灾应急管理体系，科学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由于应急预案的实施需要短期紧急调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相关单位的责任义务与协调机制，以及应急预案的启动程序。（李继锋)